为了防范武人强势,宋朝对于文官的优待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同等品级,文官地位远高于武官,大军出征,往往兵权也是掌握在随行文官手中,武官见到文官,需得下马。这样的结果就是,优秀的武将被文官排挤,而武人则长期受到社会鄙夷。北宋名将狄青,东征西讨,建下无数功勋,但一进朝,就被众文官鄙夷,直至被排挤出中央,郁郁而终。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制度,是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的。
其次,再来谈谈北宋的第二个问题,宽兼并,轻农民。
宋王朝是中国最为富裕的王朝,但也是土地兼并最为厉害的朝代。
宋初,赵匡胤就制定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是同开国武将们交换军权的让步,也是笼络文官的重要措施。那些赫赫有名的开国将领们,如石守信,王审琦等,让出兵权后,在家乡大肆兼并土地,常常是跨州连郡,数量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亩。中了进士的文官们,除了朝廷赐给自己的土地之外,往往利用权力去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北宋朝廷也放任这种现象,不加干涉。
大规模土地兼并带来的首先是政府控制土地的减少,再就是自耕农的流失。据史料统计,宋仁宗天圣元年(1123年)到嘉?六年(1161年),平均四成的农民为客户,即为依附于地主家的农户,到了宋徽宗统治时期,其更是达到了八成,况且还有许多农民被地主所隐藏起来。
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饱受剥削,贫困交加,流民遍地。富人则骄奢淫逸,热衷斗鸡走狗,寻求各种浮华享受。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起义在两宋中后期频繁发生,更加重了北宋的冗兵情况。
军队一多,财政紧张,不能对富人下手,只能去压榨平民,就造成了一种难以脱离的恶性循坏。
很多人可能觉得,宋朝不是财政足够富裕,商税充足吗?土地兼并又有何惧呢?
这样想的人,就忽视了某些事实,无论封建王朝商业再如何发达,它都是一个农耕国家。政府能掌控多少农民,往往就代表了中央有多少势力。
虽然宋王朝看上去商税那么多,可一旦到了某个界点,其增长幅度就远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
当大地主,大官僚兼并足够多的土地之后,实力强大,必然朝着商业延伸。到那时,朝廷?又如何向他们征税?
为什么王安石和宋神宗那么强力的去推行变法,却惨告失败?
原因无它,势不足也!大土地主、大官僚们已经羽翼丰满,任何改革都已经触动不了他们了,所以他们在有意压制武官,推行文治。
什么祖宗之法,都只是借口。
畸形的繁华,过分的崇文抑武导致了矛盾的宋朝。有得必有失,在封建王朝之下,要实现如宋一般的繁华,可能往往就得牺牲某些东西吧!
而这些历史的教训,也许正是我们争论“娘炮误国”的原因。毕竟宋也曾这样,不得不让我们去“触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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