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波身为贵族,却在法国大革命中站在了第三等级一方,他放荡不羁,生活糜烂,却在大革命中成为议会的中坚力量。他以自由平等发起革命,但他也是第一个看出法国人并不渴求这些,而只是厌恶了他们的主子。他虽然反对君主大权独揽,但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力求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让革命能以大致和平的方式进行。当他因过度劳累而倒下后,他希望拉法耶特、丹东等人能合作无间,避免革命走向失控。他,始终是大革命中最清醒的人,但他依然没能阻止之后的洪水滔天。
放荡不羁的青年与革命的勇士
米拉波本是贵族出身,家境显赫,他的父亲米拉波侯爵家境殷实,而且深受人民爱戴,而他,则是一个浪荡公子,整天游手好闲,和各路美女勾搭在一起。年轻时,由于他的生活太过糜烂,父亲便把他送进军队,希望军队的严格训练能让他明白纪律的重要性,但不想米拉波本性难移,到了军队后依然吃喝嫖赌,甚至意图逃跑做逃兵。因为他的劣迹太多,米拉波被关进了雷岛监狱,吃了几年牢饭。出狱后,米拉波参加了科西嘉岛叛乱的镇压行动,由于表现出色,被提拔为上尉。
之后,他回到巴黎,父亲想让他根马里亚尼侯爵之女艾米丽结婚,对方家境显赫,可以为家族带来雄厚的财富,结果米拉波不仅不去结婚,反而四处挥霍,无奈之下,米拉波侯爵只能将米拉波关进监狱。但出狱后,米拉波依然本性不开,跑到荷兰勾引莫里哀伯爵的老婆,并依靠写批判法国体制的文章为生。之后,父亲又把他关了起来,但是出狱后米拉波变本加厉,继续延续奢靡的作风,一边打官司,一边花天酒地。
在大革命发生前,米拉波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人,虽然他是一个贵族,但因为劣迹斑斑而声名狼藉,丑闻缠身,成为当时社会的笑话。但是米拉波的卓越才能在大革命中很快显现了出来。
(米拉波非常好色)
当时,三级会议召开,米拉波本是贵族,理应是第二等级,但由于遭到其他贵族嫌弃,加上他自己在民众中颇有威望,因此便成了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三级会议中,当三个等级因为税收和特权问题争吵不休而无法达成一致时,米拉波和巴伊一道,支持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代表们宣誓立法权属于议会,并绝对忠诚于议会,绝不背叛。
当国王的大司仪官严令国民议会成员离开时,米拉波大声驳斥司仪官:“先生们,诸位听到了,是谁下了这个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指责,代表着2500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信守我们的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
“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
米拉波的挺身而出赢得了议会成员一阵阵的掌声,大司仪官难堪的退却了,米拉波因为他的英勇,他的口才成为议会的中坚人物,是议会中最有权威的人之一。
米拉波反对君主专制,但更反对废除君主
米拉波支持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因为他看穿了旧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当时法国的财政濒临破产,第三等级对于前两个等级的经济特权已经深恶痛绝,要想维护贵族教士的权力已绝无可能。而且大革命前夕,卢梭的思想早已遍布巴黎,人们普遍相信人民主权的合理性,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教士贵族拥有特权并免于纳税是不道德的。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或许民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就连最为保守的梅特涅也不得不承认,洪水终将漫过堤坝,因为让洪水躁动不安的不是堤坝,而是他们躁动的内心。在这种局势上,维护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已绝无可能。
米拉波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顺应形势反对君主专制和贵族特权,希望国王之下人人平等。但米拉波同样反对废除君主,他渴望的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立法权归议会,而国王则保留行政权,以此形成权力的制衡,他认为一个不受限制的议会是危险的,国王必须拥有否决权。国王拥有权力可以安抚贵族和教士,而议会拥有立法权,则可以让有产者满意。只有实行立宪,才能让三个等级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实现。
为了达成这种平衡,米拉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他重用国王的财政大臣内克尔,并授予他财政独裁权,内克尔在民众中颇有威望,而且又受到国王的信任,任用他双方都满意,而且当时法国的财政亏空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内克尔发放了1亿1千万公债依然难以满足要求,因此不得不向每位公民征收占其收入四分之一的特别税。米拉波深知不解决财政问题,法国将永无宁日,而重用双方都能接受的内克尔是最理想的方案。当时议会上的激进派曾质疑米拉波,但米拉波大喊:“喀提林已到达罗马,你们还在辩论!如果把时间用在辩论上,大家都得完蛋。”米拉波用辩才说服了议会支持他。
而在国王被巴黎妇女带回巴黎后,有很多激进派担心国王出逃,贵族教士反扑,因此主张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深知如果颁布这条法律,则三个等级再无和解的可能。免除贵族、教士的经济特权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
终其一生,米拉波都在防止革命划向最危险的境地。
米拉波死后,革命开始走向失控
1791年3月2日,革命还不到两年,米拉波因操劳过度逝世,他临死前对于革命的现状非常担心,米拉波敏锐的看出,法国人民实际上并不渴望自由与平等,他们只是厌弃了他们的主子。如果任由这种局面下去,那么激进派将逐渐掌握主流,宫廷贵族的自私和民众的疯狂将彻底把革命引向毁灭。而立宪派除他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拥有他这种见识和威望的人。他临死前恳求拉法耶特和丹东能够合作维持秩序,但他们争吵不休,让米拉波看到的只有绝望的前景。
米拉波死后,果然局势愈加失控,保王党不愿意和立宪派妥协,反而支持佩蒂翁为首的吉伦特派,而这一派和更激进的山岳党一样,主张废除国王。立宪派的巴伊和拉法耶特等人,虽然拥有理智,却缺乏维持秩序的雄心和坚决,他们遵照设计荒谬的任期制(任何人只能当一次议员,不能连选连任,美国如今都不是这样),乖乖放弃了权力,不愿意使用武力镇压激进派和保王党,最终整个法国都陷入最保守的保王党和最激进的山岳党、吉伦特派的水火不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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