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面对蒋介石的论调，民众反对道：‘你同豺狼讲信义，岂不是与虎谋皮么？”

“你们休管闲事，谁再要乱嚷嚷，拿去宰了！”蒋介石指挥签订“协定”，逮捕青年，端的指挥若定。只见他命令秦德纯与日本代表在大滩会议，订立“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中国不得驻兵，划为非武装区，丢掉了察哈尔的东部。只见他正式下令“取缔排日”，对新闻记者发表“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中日经济提携应先从改善两国间之现状，并恢复其正常关系做起。”只见他派人同日本外务省接洽，就“日本对华经济提携原则六项允对中国在上海设立二万万元借款”表示有兴趣。只见他授意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道：“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当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一切纠纷，务使邦交敦睦。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行动一天天消除。”只见他派出王宠惠到日本交换“亲善”意见，没多久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日公使晋升大使。只见他接到驻华北日军武官借口中国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驻津日军举行示威的消息以后，一方面命令何应钦与日方“妥为谈判”，一方面应日方要求，撤换了冀省府及天津行政长官的职务。只见他命令何应钦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在冀察主权大部丧失，中央军撤出河北，东北军调陕西剿共。接着，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借口张北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人员，向察省府要胁，并派飞机飞平示威，蒋介石终于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蒋介石透了一口气，觉得对于日本“邦交”真的已经做到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地步了。

但忽地来了个“闲话皇帝”，事件，把蒋介石又气得大叫。原来当时上海有一家“新生”杂志，在二十四年六月间第二卷十五期中，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字，内中“涉嫌”侮辱日本天皇，日驻上海领事正愁没事干，见到这篇文章，立刻大做文章，他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亲日派大员纷纷叫苦，急电蒋介石报告，希望他出出主意，平平日本领事那口“气”。

“他们要求什么？”

“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向日谢罪，要求改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要求禁止侮辱满洲国，要求处‘新生’杂志作者、编者以徒刑！”

“都答应了！”蒋介石气呼呼吩咐道：“我花了好多劲，才把中日邦交扭了过来，如今倒给这家杂志轻轻破坏，那还了得！这家杂志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

“杜重远！”

“把他抓起来！”

蒋介石再问道：“那篇‘闲话皇帝’是谁写的？”

“易水。”

“也把他抓了！”

结果只抓到了“新生”主编杜重远，作者易水不知所终。于是一方面通缉易水，一方面判杜重远入狱一年零两个月。杜重远所犯何罪？根据什么“法律”？实在高深莫测。但所判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有整有零，证明蒋介石对这一类“法律”，的确有他一手。但“闲话皇帝”并没有到此为止，蒋介石对日本的“严重杭议”一一允诺，训令上海市府向日方道歉，撤换上海公安局长，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封闭“新生”周刊。这还不算，再由南京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字图书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应以妨害邦交罪！”这还不算，南京政府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接着联名通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对之处，核属妨害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

上海市民，全国民众，对这件事情感到哭笑不得。蒋介石在台上受人责骂，杜重远在狱中却得到了识与不识的热诚照料，按下不提。

却说蒋介石把“新生”事件告一段落，便动程出发西南。先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设法集中川中兵力，发挥“围剿”力量。武昌“三省剿匪总部”委副司令张学良、参谋长钱大钧主持，然后带着杨永泰、晏甸樵、陈布雷、陈诚、吴稚晖、宋美龄等纷纷分头坐飞机经宜昌赴重庆，浩浩荡荡前往。刘湘心中不乐意，嘴上不能不敷衍。当下蒋介石一行分头同川中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接触，大谈新生活，联络旧军阀。正打算把过道红军歼灭干净，不料田颂尧吃了个大败仗，红军赴贵州去也。蒋介石于是在上清寺陶园召集会议，准备同晏甸樵先去贵阳一行，指挥围剿。席上众人纷纷发言完毕，蒋介石说道：“我来重庆已半月，所见所闻，觉得川人多疑善变，志大气狭，你们可要小心少田颂尧贻误军机，我得拿点颜色给刘湘看看，派孙震接他职务，如有变化，蓝衣社在此布置严密，一定逃不过我们的耳目，我先走了。”

蒋介石急急忙忙到得贵阳，那时光红军又已突破封锁，继续前往。总司令薛岳向蒋透口气道：“叨委员长洪福，前两天红军围扰息烽，迫近省垣，局势严重！此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围剿前途，实在可虑！”蒋介石道；“红军目的不在贵州，过了这一阵，大概可告无事。如今王家烈已经去职，我想让吴忠信出任贵州主席，你说合不合？”薛岳笑笑：“只怕礼卿兄不干。”蒋介石失笑道：“是不是太穷了？我替他想办法。黔桂接壤，礼卿同李、白诸人有交情，可免除心理上的不安。”于是发表吴忠信为黔省主席。上任之日，省府库存只有两千余元。蒋介石苦笑道：“这买卖可真赔本，我先垫下五万现洋再说。”

贵州省民、财、教、建四厅厅长，发表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佑四人分任。就职之日，由吴稚晖监誓，蒋介石不免训话一番，从中央政令得达黔省的“喜事”说起，说到黔省军阀擅政，百度凌乱，财用尤竭，希望好好补救。最后谈到美国经济考察团已在来华途中；英国的财政专家哈蒙德罗斯也将来华，商谈中国加入英镑集团；而南京、东京双方也将互派经济考察团，作为中日“经济提携”的前奏。蒋介石心想美、英、日各国都在打主意，但嘴上却说成各国都愿帮忙，于是他拍桌大叫：“欲挽救今日民族危急，解除全体民众的痛苦，须有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散会后就吩咐陈布雷起草纲要，为孔、宋、蒋、陈大发洋财铺平道路，按下再表。

却说贵州天阴多雨，晴天殊少。蒋介石一行人等逗留没几天，却病倒了宋美龄、吴稚晖、陈布雷等人。游览过花溪、安顺，喝过茅台，看过“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的祠堂、阳明洞、苗民节日，大家也就提不起劲来。蒋介石却为通过云南的红军着急，心想如果龙云放走了红军，或者军队拦不住红军，这问题委实烦恼，于是率领一干人众，追到昆明。

昆明高原地势皑爽，气候温和，西山滇地，风景绝佳，蒋介石住东陆大学（云大）前院，随从宿翠湖金铸九别墅，龙云等人连日排宴，表面看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情不错，仔细想想，这里面大有文章。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议道：“这云南地方确是不凡，我们不能放松了！这几天来我冷眼观察，龙云对围剿似乎不感兴趣。共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他却满不在乎，你们说如何是好？”大家便纷纷发言，有的说：“建设厅长张西林瞧不起我们。”有的说：“教育厅长龚自知简直当着和尚骂贼秃，对中央不够敬重。”有的说。“前实业厅长现任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好象倾向中央，但言下之意，反而要中央帮忙地方。”有的说：“民政厅长丁兆冠同我们格格不入。”有的说：“财政厅长陆子安深沉得一句话也不讲，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蒋介石听完各人报告，狞笑道；“如今围剿第一，大家切忌破裂，将来慢慢收抬他们好了！明天让我把龙云拉上飞机，同他巡视匪势，指点进剿方略，看他积极得起来不？”

却说蒋介石跟着红军的屁股东追西钉，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蒋介石个人大概也追了万把里。可是说句俏皮话：“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任凭蒋介石苦苦“围剿”，红军反而在蒋军那边得到不少武器给养。“围剿”情形，有如送行，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当时毛泽东主席有首“长征”诗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端的气魄不凡！

事后蒋介石才知道，红军为了实现“九一八”以来所坚决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主张，于是冲破了他的围剿计划，直接出兵抗日。长征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开始时，中央解放区只留下项英、陈毅等一部分负责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基础）。红军主力一、三、五等团突破对方层层封锁开始西征。一夜之间全军突围，从江西、福建到广东，转湖南，下广西，到贵州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克服了若干错误，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并决定继续北上抗日，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击溃了“围剿”部队，半个月后复向云南突进，绕道川康边境进入四川，与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继又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克服了张国焘下西康或去新疆的逃跑主义，坚决执行到陕北去走上抗日前线，继续北上抗日。

这个长征，经历了人类想象以外的艰难困苦，前后左右都是“围剿”部队，天空还有飞机轰炸，蒋介石在德、美、意等军事顾问协助之下，是准备把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的。他自己也率领幕僚东追西钉，但红军反而击溃了蒋介石四百一十个团和无数地主武装，占领过五十四个城市，一路上浩浩荡荡，直趋陕北。

红军除了与蒋介石作残酷战斗之外，还要与险恶的山川、粮食缺乏的困难以及疾病等作斗争。如冲过乌江天险，巧夺金沙江，奔渡大渡河，抢夺沪定桥，爬过天气严寒、空气稀薄的大雪山，走完荒漠无际的大草地，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有时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带。红军终于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跋涉十一省，费时一年，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抗日的前进阵地陕甘宁解放区。

话说红军在到达延安途中，蒋介石也离开成都径飞南京。途经西安机场加油，蒋介石遥望陕北，恨不得一张嘴把红军吞了。地方官员免不了拜见一番，说一些“残匪不堪一击，指日可望铲除”的风凉话，蒋介石心中没有好气，兀自坐在机里，继续飞行。那时光南京一片纷纭轧砾之象，尤其是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之间，龃龉尤多，秘书长叶楚伧拚命打太极拳，但朱家骅、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还远迢迢自京入川大告“御状”，蒋介石大伤脑筋，不在话下。还有伤脑筋的，蒋介石感到杨永泰越来越蹊跷，大权在握。别有企图。一时也无法换人，只好偷偷地嘱咐陈布雷：“凡是他承办的各项呈件，在我批复后不必立刻送去，你应该详细，记下要点，准备万一。”

更有伤脑筋的，日本军部竟不给他一点面子，要求撤退驻在华北的南京军队宪警，不特此也，还要撤除国民党平津党部。蒋介石除了立刻答应，命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宪兵团先后撤退，把宪兵团长蒋孝先调到侍从室，还命陈布雷草了一个电文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不料出了乱子。

原来正在华北危急当儿，蒋介石一贯采取妥协办法，不独全国民众悲愤填膺，即南京政府中也群情慷慨。蒋介石忙着围剿与开办峨嵋训练班拉拢川省军官，汪精卫代他“当家”，却无以自解于众人。因此汪精卫接到这个电文以后，细察电文语气，蒋还是“忍辱负重、准备雪耻”这一套，这一套固也系汪精卫所愿，但在日本人之前，人情全部给蒋介石一人做去了，而如把这电文发表，一片责难却集中在汪精卫身上，怎么想也不合算，于是汪精卫、何应钦等便把这个电文扣下不发。而且在八月间，汪精卫忽萌退志，到青岛“养病”去了。

蒋介石不免让张岳军到青岛一行，表示挽留。说是中枢无主，应请速回，可是未得要领。蒋介石也不客气，打道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可是任凭怎样说法，南京的空气还是不见好转。十一月一日六中全会开幕时情形更糟，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三枪，虽然后来据戴笠报告，这姓孙的刺客是王亚樵派来的，但全国人心大快，同时也议论纷纷，而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这使蒋介石闷闷不乐。正在汪精卫遇刺那天，冯玉祥应蒋邀请从泰山上下来参加六中全会。义兄、契弟见面，不管过去如何，但契弟既接二连三把义兄清来了，冯玉祥不免同契弟长谈一番。他劝道：“你给我几个电报，我都收到了，我给你那个千多字的复电你有什么意见？我主张开放党禁、开放言论、真正团结、大赦政治犯、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等等，这些意见我是不会改变的。”

“这次请大哥来京，主要是共赴国难，”蒋介石皱眉说：“一切慢慢来，急，恐怕反而误事。”

“你的话也有道理，”冯玉祥也皱眉道：“不过言为心声，我怕你还是不肯抗日的。有人告诉我，说你在九月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日关系的回转’，你说：‘中日两国无论自那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努力，以图亚细亚的繁荣。’你又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结局，可以和平两字尽之，在东亚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不一定不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冯玉祥说下去道：“而且，日本人的野心也越来越露了，九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发表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我帝国对支那的基本观念’，这家伙公开宣言吞灭全中国，你为什么不表示态度呢？不但不表示态度，而且派吴鼎昌率领经济考察团到日本去，在东京成立中日贸易协会，你不是明明告诉大家，真的要什么‘经济提携’么？而且，今年二月间你还派陈仪同厦门市长王固盘两人，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四十周年大典，你又有什么辩白呢！”冯玉祥气得颈红面涨。蒋介石却淡淡一笑，说声：“大哥且听细表。”

欲知蒋介石表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