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另外一些声音也上来了。有位老干部说，老魏，老沈，你们一个拍桌子，一个落眼泪，这都是干啥嘛？有话好好说嘛，再说人家也没把话说完嘛。光说了个歌厅，你就动那么大的肝火，这又何必呢？

会议厅又是一阵寂静。刘鑫跟夏默耳语了几句，然后站起来说，我看今天的座谈会就暂时先开到这里。我们从北京来不久，一些老同志路上也疲劳了，所以还是先休息一下，让我们参观更多的地儿之后，再把座谈会开下去。深圳特区是个新生事物，大家对这个新生事物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论几句也是难免的嘛。反正是一个意思，就是怎么来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刘鑫这么说的时候，夏默频频点头，心里想，这位刘局长能够审时度势，确实还是有工作水平的。任燕合上笔记本，撩撩额前的头发，心里也想，这位刘伯伯这样处理很好。

刘鑫躺在蛇口宾馆松软的床上，半夜还没睡着。他心里有些烦躁，想着这十天考察完了以后考察报告该怎么写。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敲门声，拉开门一看，依旧是那位老魏，脸上的神色还是愤愤的，手里拿着好几页纸。

刘鑫小心翼翼地说，魏老，您有什么事？快进来坐吧。

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这位老干部说，我今天是存心来打搅你小刘了，反正我晚上也睡不着。这几页纸，是我刚写的，题目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你不是说要搞一个考察报告吗？我就要求把这个稿子附在考察报告的后面，呈送中央。

刘鑫赶紧凑着台灯，把这位老同志递来的几页纸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是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

刘鑫心里打鼓，这样的文章如果附在调查报告的后面，那岂不是要让调查报告从整体上否认深圳特区了吗？看起来，往陈云同志那里送材料甚至打电话表示愤怒的，跑不了就是这位魏老。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位魏老的意见还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甚至还有一群正在岗位上的中年干部的想法。

刘鑫小心翼翼说，魏老，您这篇文章附在调查报告的后面，好像不太妥当吧？再说，我们的调查报告都还没有起草，现在就谈这个，恐怕也为时早了一点。

那位老魏眼睛一瞪，说，你不送是不是？又说，小刘我看你平时还挺随和的，今天怎么把门关得这么死？你不是带着既定立场来广东的吧？中央要求我们考察实地之后再发表意见，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刘我问你，你到底送不送？

看着刘鑫还是为难的样子，老魏说，好，好，你也别哭丧着脸了。这篇文章，我自己找地方发去！

老魏在出门的时候，又回头说了一句，我还有句话，下一步再开座谈会，你不要让夏默参加。深圳特区的许多现状，其实都是他造成的，这我心里明白，我不想再见他！

老魏走后，刘鑫彻底失眠了，眼睁睁地躺到天亮。他打开窗，温暖而湿润的空气以及晨鸟的叫声一齐扑了进来，夹杂着远处隐隐约约的彻夜未停的打桩机声。刘鑫看着各个方向的崇山峻岭般的高楼大厦，以及缓缓移动的几十架塔吊，心里想，中国的土地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为什么总是有人把建设的轰鸣声听成国家大厦的崩塌声呢？

这非常奇怪。

但是，也非常合理。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进路上，思想剧烈挣扎的中国。

刘鑫想，我要起草的这份考察报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那份刘少奇冤案调查报告的第二次写作。

又考察了两天。那辆引人注目的满载着老干部的大巴驶过蛇口的各个街道，也驶进了深圳特区正在建设的各处工地。头戴安全帽的那些脸上有红光的年轻建设者们，向考察者们讲述了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是这样地令人振奋，那些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又是这样地使人感到新鲜。在参观罗启民投资开办的大型航空食品企业的过程中，早有准备的罗启民把自己印刷精美的企业介绍、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对罗氏航空食品的高度评价，都发给了考察团的诸位，并且很动感情地说，我希望中央建设特区的政策不要有什么变化，我们港商确实是为了利润来特区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把钱投在祖国的土地上，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我们是非常爱国的，我们只想携手内地的同胞一起奔向国家的繁荣昌盛。他说到最后的时候，竟然还有些眼泪汪汪。

任燕知道田源女友的舅舅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她临行前几次听田源唉声叹气，说他在北京的厂子都已经做好了迁往深圳蛇口的准备，他的父母也同意他去经济特区施展拳脚了，可就在迁厂的节骨眼上，吴怡茹的舅舅又急令他们暂停，说是特区现在摇摆不定。从特区的摇摆可以看出中央政策的摇摆，说现在不是盲目扩大在特区的产业的时候。这个情况叫田源也十分懊丧，他说年轻人的事业眼看着在轰轰烈烈大发展的时候，干吗要吹出这种冷风？这样下去，年轻人还有什么奔头？

任燕听罗启民这么说的时候，不停地朝带队的刘局长看。她看见刘局长的脸容上也荡漾着一种感动。

刘鑫这两天也确实是在感动中度过的。特区的新气象使他心里的某种信念越来越坚定。他整整记满了两个笔记本，心里的感慨越来越深。他想，经济特区的一些政策真的是很神奇，很到位；新一代的建设者真的是很开放，很可爱。中国要是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真的是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变得富强。

一些基本观点已经在他心中慢慢地形成了。但是，考察团中的那位魏老、那位沈老，态度还是不屈不挠。在接下来的一个座谈会上，他们依然是首先抢着发言，并且在发言中抛出的依然是种种责难。

由于刘鑫事先的提示，夏默推说要赶去广州参加习仲勋书记召开的一个临时会议，离开了队伍，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刘鑫是这样考虑的：几位老干部如果真有什么话想说，就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讲出来。不然，压抑着他们，那些话以后还会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挥作用，还不如让他们来个竹筒倒豆子。

刘鑫没有想到的是，那位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魏这回并没有拍桌子，语调也不像前几次那么激烈，但是话语里多了几分逻辑性。他概说了他过去研究过旧中国租界的情况，分析了深圳特区与租界的“异同”，论证了经济特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租界的结论。他语调铿锵地说，十五年后，我们就要从老牌的英帝国主义那儿收回我们的领土香港。这是我们民族的雪耻，鼓舞人心。但是现在，我们却又把毗邻香港的这块大好河山拱手租了出去，租给资本家，租给港英资本主义。这算是什么呢？算社会主义吗？今天，国务院的夏默同志不在，他如果在的话，我是要跟他狠狠辩论的。我认为中央搞特区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出发的理论基础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发言前跟沈老通了气，他也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我们几位老同志一致认为，中央提出搞经济特区，完全是错误的。在这次考察以后，我们要郑重建议中央认真考虑特区存在的必要性！

这些话让刘鑫听得脸色极不自然，而只有任燕的笔在笔记本上沙沙沙地走，容颜上波澜不惊。

屋角同时站起了好几位老干部，七嘴八舌地对老魏说，老魏你可不要一棍子都打死，我们在深圳也看到不少好的东西嘛。不管怎么说，土地开发了呀，我们拿到税收了呀，那么多内地的劳动力给安置了呀，而且，干部这么努力，青年人这么拼命，许多地方都敢于创新。老魏，老沈，你们干吗对这些都视而不见？

老魏坐得纹丝不动，弯起手指笃笃笃地敲着桌面说，你们呀，就是喜欢被表面现象迷惑，只看皮毛，不见骨子。我告诉你们，我说的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也就是深圳特区到底是姓资本主义还是姓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我们中国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我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红色江山在几代人之后就会变得面目全非。那时我们举着前进的，就不知道是红旗还是白旗了。

另一个屋角也有些老干部站了起来，纷纷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说有些措施尽管看上去是资本主义的，但也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搞的“新经济政策”。

会议厅里的争论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声音时而大时而小，态度时而激烈时而缓和。两种意见争论得不亦乐乎，弄得在场的来自广东省里和特区管理层的干部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说重了，怕得罪老同志；说轻了，也没有效果。

刘鑫在最后总结的时候说，大家讨论得还是挺好的，起码把自己这些天的感受都谈出来了，这就有助于我们向中央反映大家的观感和特区的真实情况。我们明天还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安排，继续考察几个有特点的合资企业。

在深圳特区为时一周多的考察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考察团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以及模棱两可的观点，基本上成了“三三制”的比例，这就叫写考察报告的刘鑫作难了。

在返回北京前一天下榻的广州白云宾馆里，他背着手一直在房间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他好几次写了考察报告的开头，又撕去了。

夏默倒是接到他的电话以后就跑来了，他很体谅这位刘局长的难处。按照夏默的观点，刘鑫当然要在报告上写明考察团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支持深圳特区的建设。不仅是支持，而且要大力推进。但是，夏默知道刘鑫又不能这样写，因为毕竟考察团所发出的声音，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部分，是非常鲜明的。反复商谈之后，夏默对刘鑫说，我看，你刘局长也不要作难了。这些争议是老同志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认为还是如实反映为好。至于最后结果，还是由中央和小平同志来决定吧。

刘局长叹了口气，说，也只好这样了。还是老办法，实事求是。

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年轻而悦耳的声音冲进了房间，说“实事求是”也不是这样的“实事求是”。推进房门的，正是新华社记者任燕。任燕在刘局长以及自己未来的公公面前，斩钉截铁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实事求是地写考察报告，字里行间就应该反映出对是非问题的基本倾向，而不能模棱两可。经济特区火热的生产状况，以及人们基本的精神面貌，应该得到客观的反映，这个基本脉络不能不在报告里加以体现。否则，这篇考察报告就只能是好坏话各说一半，没有灵魂。

夏默与刘鑫吃惊地望着这位激动得脸色通红的年轻记者，忽然就生出好几分钦佩之意来。他们问任燕报告具体应该怎么写，任燕的说法是：报告在描述深圳特区的建设现状方面，应该写出正面的、健康的发展趋势，该有所结论。而在反映老干部的不同看法的时候，可以如实写明，把反对特区建设的所有观点和政治帽子都罗列进去，不必遮掩。这样，就算是这些老干部看到这份报告，也没有太多的意见可说。

刘鑫说，这样好，这样好，想不到小丫头这么厉害。你早这么说，我也能少吃几颗安眠药。刘鑫又在夏默肩膀上打了一拳说，你有这个儿媳妇，真是你的福分。

任燕在告辞的时候说她即将动笔写的新华社“内参”，也将按照这个路子写，也体现实事求是的风格。总之一句话，基本面要明确，两种话全写透。

在任燕走后，夏默又交给刘局长一些材料，请他回京后转交小平同志。另外，他还请刘局长带句话给邓小平，说特区人民迫切盼望小平同志能来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他说这个邀请也是他与习仲勋书记再三商量后恳切地提出来的，希望一定把这句话带到。

刘鑫点点头，心里想，确实是这样。最终，特区是好是坏，还是需要小平同志来定夺啊。

回到北京的刘鑫赶往米粮库胡同时，发现港澳办副主任田志远已在他之前来到了这里。

邓小平是看到了刘鑫递交给中央的长达一万字的关于深圳特区的考察报告后，让刘鑫与田志远一起来当面汇报的。两位客人一坐下，邓小平就把一张报纸轮流递给两人看。报纸刊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题目叫作“旧租界的来由”。

刘鑫很快地读了一遍文章，抬脸说，其实，魏老曾经要我把这篇文章附在考察报告的后面，我婉言拒绝了，想不到他现在倒是找到了一家报纸来发表。接着，刘鑫就按邓小平的要求，详细地报告了自己在深圳特区的所见所闻，谈了对特区发展基本面的认识，说话的语气非常坚定。接着，他又详细介绍了考察团一部分老同志的反对意见，譬如“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资本主义化了”，再譬如“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还有对姓“社”姓“资”的判断，讲法很多，这些都在一万字的考察报告里面详细反映了。

邓小平点点头，说他已经详细地看过了这份考察报告，也看了新华社提供的“内参”，还在电话里跟陈云同志就此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对这些老同志的激烈意见，我们也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然后，邓小平又请田志远谈谈香港方面的情况。田志远说，对于深圳经济特区，香港的报章上近段时间也有种种负面言论，比如《信报》上就大量刊登文章，什么《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有关特区输血的争论》《百病缠身的深圳特区》《由上到下大发改革财》等等，有人甚至断言“深圳必败”。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香港人心惶惶，谣言甚嚣尘上，风波不断。

显然，邓小平对这么多老同志在实地考察深圳特区之后，仍然给特区扣了这么多的政治帽子，是没有足够估计的；而对香港报章也会对内地大力推进的经济特区建设发出如此悲观的论调，也有些许意外。难道是大的政策层面发生问题了吗？看来不是，中央的方针还是积极的，有章法的。但为什么反对的声音一下子会那么集中呢？难道真的是由过去极左的思想桎梏造成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邓小平沉吟一番，对刘鑫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考察报告也写得很全面，这段时间，你很辛苦。你所带来的邀请我去深圳的话，我也听进去了。其实在这次邀请之前，习仲勋同志和夏默同志已经在不同场合邀请我多遍了。

刘鑫听到这里，心里急切地跳动起来，想着小平同志如果真的去那里一趟，响亮地拍个板，那有多好。

这时候，他就见到邓小平站了起来，语音沉着地说，现在啊，各种反映很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什么情况都有。是虚是实，我要亲自看个究竟。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如果出了乱子，我要负主要责任的。

这话说得很沉重，田志远与刘鑫紧张地对望了一眼，但同时又觉得心里一松。小平同志真的下了决心去那里走一走，这就有希望了。

邓小平是在深圳经济特区诞生的第四个春天，也就是一九八四年的一月，乘坐专列来到南方的。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南下一趟。他知道唯有这样，才能给一直在种种非议中前行的特区建设者们以应有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