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紧追不舍地问，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这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明确回答，这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这次接见法拉奇，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四个小时，超过了预定时间。其实，邓小平会见外宾，对时间的掌握一向很准，基本上谈到吃饭前就结束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似乎仍是意犹未尽。于是邓小平主动提出说，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您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邓小平这话，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她几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连声说好好好，模样十分激动。

任燕没有坐在福建厅直接听到这次精彩的采访，但是她在陪同法拉奇回宾馆的路上，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位女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激动。

法拉奇对任燕说，你们中国的这位领导人，非常有智慧。他对问题的分析和解释，都是很棒的。他对我们之间认识分歧的处理，也是十分优雅的。

任燕听了这些话，很乐。她事后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穆大江副社长。穆副社长说，这很好，法拉奇的这种态度非常有助于两天后的继续采访。

然而，两天后的继续采访，这位女记者依然是咄咄逼人，她的蓝眼睛所射出的目光依旧是那么犀利。她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说，邓先生，前天您谈到对毛泽东的态度，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您一方面谴责他，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施燕华一边翻译一边看着邓小平，心里稍有不安，觉着这个女记者怎么老是纠缠着这个重复的话题。

邓小平似乎对提问者的这种纠缠不以为然，他回答的语调始终平静，甚至还对提问者的问题作了小小的纠正：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我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把我送到江西劳动，事实上，毛主席还想保护我，只是没成功，但是对我的安全一直很关心；而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又一次把我打下去。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听到“秘密”两个字，邓小平就笑了，他的回答也就透出了几分诙谐：没啥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了好奇。她问，您在江西做什么？邓小平回答说是劳动，说一天劳动两个小时。女记者追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在那期间，是毛主席保护了我。在江西，毛主席安排人负责我的安全。

法拉奇飞速地记录着邓小平的话，眼神里既透出几分钦佩也透出几分迷惑。她的问话继续犀利：邓先生，今天的中国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您是怎么认为的？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邓小平略略思索了一下，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法拉奇紧追着说，那么邓先生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呢？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但是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邓小平在回答这一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让这位提问刁钻的女记者不由得连连点头。接下来的一些问题，就显得有些轻松了。比如说，法拉奇问，您曾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回答说，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

谈话的最后，法拉奇又把话题绕到了江青身上。她问，对江青，您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马上追问，那您对自己如何评价？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容易被人大加分析、大做文章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显然难不倒主人。邓小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笑了一声，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儿。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法拉奇的第二次采访，又是整整四个小时，占了一上午的时间。主人与客人握别的时候，两人都显出了高兴的神情。法拉奇看着这位时年已七十六高龄的采访对象，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者说的话：邓先生，您是我遇到的最公平、最睿智的一位领导人。

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么说，我考试合格喽？

说完，二人笑了起来。

三天内，邓小平先后接受同一位记者的两次采访，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整个采访过程，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答，睿智隽永。全世界的传媒都大幅报道了这位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两次采访，而世界各国人民也都认识了这位不平凡的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对自己的历史、对未来的发展道路、对当今世界问题的种种看法。各国的报章出现了一片罕见的赞扬之声。

出足了风头的法拉奇在回国后还接受了美国电视台的采访，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法拉奇对于邓小平的评价。

法拉奇对着镜头是这样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邓小平是个伟人。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先生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人感到亲切。他对一切问题都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我喜欢他的风格。对邓先生的采访，是我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美国电视台记者还问，邓小平为什么能够成功？

这时候法拉奇就显出了感慨。她说，我看了很多材料，原来一直不明白邓小平受了那么多迫害，“三落三起”，为什么最后还能起来。真不容易。现在通过跟他接触，我才明白了原因。我感觉到邓先生这个人，有很坚强的性格。他始终坚定地按自己的信念去做，所以才能有今天。

任燕完成了这次陪同法拉奇的任务之后，也是感慨万分。她的深切的感慨，不在于受到了单位的一次公开表扬，也不在于领悟到作为一个传媒人所应该具有的尖锐泼辣的行事风格，而在于邓小平纵论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前景以及自身评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度的自信和坦率。她再一次跑到北大，与夏建国谈了好几个小时，说中国的大船有邓小平这样的领袖把握着方向，就真应了李白的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了。夏建国诚恳万分地说，我知道你这是在启发我做什么样的人。任燕赶紧打了他一下，说我对你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你啥都不要想，好好读你的书吧，争取考个“全优”。

在世界各报刊都以大量篇幅登载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的谈话后，邓小平有一次专门就此问了他的几个子女的感受。他说，你们这些年都是跟着我一起坎坎坷坷走过来的，你们都同意我这样评价毛主席的功和过吗？都同意我们中国人民都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吗？

几个子女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同意爸爸说的。连眠眠都举起小手说，我也同意。

邓小平把眠眠拉到自己怀间，发现坐在轮椅上的大儿子朴方没有开口，于是又问了一句，朴方也同意吗？

轮椅上的邓朴方挺直了身子，眼泪汪汪地说，我看了报道了。爸爸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同意。

邓小平点点头说，现在有一家出版社，是英国的培格曼出版公司，他们的董事长提出要出版一套我的文集。我本来是不想出什么文集的，我这个人文化不高，我们家里文化高的是你们的妈妈。我能出什么文集呢？后来思考了一下，觉得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世界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还不了解，如果用英文出版我的一些文章和讲话，将有助于世界深入了解中国，这对我们当前的事业是有利的。你们也同意我这个想法吗？

子女们都说同意。邓榕还笑着说，爸爸的文化怎么不高？爸爸说的话水平可高了。爸爸您不仅要赞成出文集，我建议，您还应该为自己的文集写个序言。

邓小平一愣。写个序言，他倒是没有想到。邓榕又说，要不要我来当您的私人秘书，我来帮您起草一个？

邓小平笑了，摆摆手说，要写，也得我自己动笔，哪要你代劳哟。

当夜，当卓琳走到邓小平办公室，催促他去休息时，却发现邓小平还是很认真地握着笔伏在台灯下。卓琳问写的啥呀，这么晚了还不休息。邓小平说是序言，已经写完了。说完他就揉揉眼睛，把一叠稿纸递给了卓琳，说这都是我心里想说的。

卓琳接过稿件，一数，竟有近千字，不由暗暗吃惊，怎么一个晚上亲笔写了这么多！

有几句话，她读出了声来：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读到这里，卓琳觉得自己的眼眶有些湿润了。她慢慢地坐在沙发上，凑着落地灯的灯光继续往下念：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邓小平听着卓琳轻声地念，一直微微点头。

最后，卓琳念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邓小平轻声问，你觉得这句话这样写好吗？你是我们家的大知识分子，要听你的评价呢。

卓琳说，写得好。没想到的是，你写得这么好，写出你的感情来了。尤其是这最后一句，说明你是一个一直向前看的人。你不故步自封，不说满话，也不认为自己的话能管一个多么长的历史时期，还是相信后代的智慧能比我们这一代强，还是你一向的务实作风。

邓小平听完就站起来说，好了，大知识分子批准了。我明天就叫人寄到驻英国大使馆，交给那家出版公司去。

隔了数天，胡乔木又一次来到米粮库胡同见邓小平汇报《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目前的起草进度，说还有两个主要的问题，起草组的同志还是意见不一、争论不休。

第一个主要问题，仍然是毛泽东主席的功过问题。如果就写“建国以来”这一段，就难以全面地、科学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作出评价。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有个解决的办法。我前天刚去过陈云同志那儿，专门谈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对于评价毛主席的功过问题，陈云同志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建议在整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增加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样把毛泽东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眼睛一亮，说这个建议好。邓小平说，是啊，这样一来，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乔木同志，你们的第二个难题是什么？

胡乔木所说的第二个难题，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对这两年如何评价，怎么表述？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一段，大家的意见要补写，我看也可以。但是，既然要写，就要合乎实际。

邓小平说到这里，特别指出要正确评价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说，像华国锋同志，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贡献和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胡乔木离开米粮库胡同的时候，对这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文本的最后形成，心里更加有了底。他想，小平同志，还有陈云同志，他们这些老同志的政治原则性和政治智慧，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由胡乔木领导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数易其稿，终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成为党的正式决议。这一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六中全会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六月召开的。这次全会还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次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全会一结束，邓小平立即驱车去看望病中的叶剑英。邓小平对拄着拐杖的叶帅说，这次全会解决了两大问题，一个是历史决议，一个是人事问题。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

叶剑英一边听邓小平这么说，一边频频点头。他对于自己因病而未能全程参加这次重要会议感到有些歉意，但又明确表示，坚决同意和拥护中央所作的这些决定。

叶剑英身体的明显虚弱使邓小平很不安，他再三叮嘱叶剑英安心养病。叶剑英握着他的手说，小平同志，作为军委主席，你要大胆工作。我现在虽然体质大不如前了，但是心里还是亮堂的，还是四年前我写的诗里所说“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我还是有股子气的，以后要是开军事方面的会，只要我这根拐杖撑得动，就一定会来参加。

邓小平驱车离开西山的时候，只觉眼睛有点湿润。叶帅，真是高风亮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