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刘鑫率领调查组的几位同志来到河南开封，从第一天起心情就没好过。

那天，开封市一位头戴呢帽子的干部是这样向他汇报的：死亡时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死因肺炎。我的汇报完了。

刘鑫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愤懑，低着嗓音说，遗体是怎么处理的？呢帽子干部说，连夜火化了，这是档案。

刘鑫打开档案的封口，只见里面只有薄薄一张骨灰寄存证，于是就诧异了，说，就这些？那人说，是，就这些。

于是刘鑫就轻声地念，编号：一二三。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岁。无业。

一张薄薄的骨灰寄存证霎时间在刘鑫的手里颤抖了起来。刘鑫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声气很大地说，什么刘卫黄！什么无业！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他的名字叫——刘、少、奇！

那位呢帽子干部连连后退，几乎退到了屋子的角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来自北京的调查干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这样大的火。一个万人唾骂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死了，用一个假名火化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也有利于安定嘛。

难道这位来自北京的搞“复查”的同志，存心是来翻案的？

而这位情绪难以控制的北京干部，马上又要求去看一下刘少奇最后生活的地方——开封市委小院西楼内的一个地下室，一个专为刘少奇特设的监狱。

看着眼前漆黑阴冷的房间，刘鑫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十年前，刘少奇就在这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临终前，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来到现场的一位干警用干巴巴的声音汇报说，去世那天，刘少奇就躺在水泥地板上，身上什么都没穿，只盖着一个白床单。后来，他的一位老卫士长赶来了，给他剪去了一尺长的白发，刮去了很长的胡子，再找了一身普通衣服给他穿上。再后来，六七个人用白布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拖上一辆吉普车，去了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因为刘少奇身躯高大，车厢装不下，两只脚就露在车厢外。

那一刻，刘鑫再也忍受不住了，用手一拍墙壁，厉声说，够啦，不要讲啦，不要讲啦！

刘鑫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刘鑫还记得，当自己带着几位专案组的同志把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条罪名的由来向胡耀邦作汇报时，胡耀邦的嘴唇也是簌簌发抖的。

刘鑫说，关于所谓“叛变”，完全是无稽之谈。那是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毫无缘由地逮捕了。消息传出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军阀的做法。湖南的学生团体以及亲友同乡也奔走援助，要求释放刘少奇。在舆论的压力下，湖南省戒严司令部只好释放了刘少奇。就这么一件事，被“四人帮”说成是“叛变出狱”。

“内奸”的罪名，也很可笑。那是一九二七年，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希望能够有利于谈判斗争。就因此事，专案组成员硬生生地诬陷刘少奇为日寇保镖。此外，同年六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派刘少奇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两件事，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最后，关于“工贼”这顶帽子，也是空穴来风。一九二九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的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审讯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于是，专案组便歪曲事实，做成了一顶“工贼”帽子。

专案组成员秉承“上级”的意图，勉力做成这三顶帽子的过程，是令人发指的。刘鑫后来知道了全部的情况。他反复地找这些专案组成员进行调查，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躲躲闪闪。最后，这些专案组成员招架不住，吐露了实情，说当时他们以一些特殊手段伪造了假口供，也就是以刘少奇老部下孟用潜为突破口，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恐吓威胁，连续七天突击审讯，让孟用潜作违心交代，然后签字画押，制造“铁证”。

刘鑫在叙述所有这些经过的时候，都看见了胡耀邦嘴唇不停地哆嗦。

他知道胡耀邦后来很快地就向邓小平汇报了复查工作的始末。胡耀邦在邓小平面前叙述了尽快平反刘少奇冤案的必要性，也转达了党内一些同志不赞成公开平反刘少奇案的立场。他们认为，刘少奇案牵连人数太多了，影响太大了，假如公开平反，会直接牵涉到对毛泽东与“文革”的评价问题，这就难免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邓小平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回答得毫不含糊：公开平反少奇同志的冤案，确实可能产生某些后果。但是，这是在恢复历史真实面目、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恢复党和我国正常的政治生活。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就是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经济建设。

刘鑫对吃着炸酱面的所有战友说，你们听听，邓副主席就是这样毫不含糊。

他又说，所以，就这个问题，中央统一意见也很快。而且，这次五中全会上，一说给刘少奇主席平反，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把手举起来了，一个都没落下。我一见这个场面，眼泪就忍不住叭叭掉。

刘鑫说到这里，所有的筷子一时都停了下来，每个人的心头似乎都有些酸楚。穆大江说，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标志啊，说明我们党能够总结自己身上最沉重的教训了，跟刘少奇案有牵连的全国一大批干部都将心情舒畅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能够轻装前进了。我们新华社发了通稿后，这些天也是全国来电不断，一片赞扬声，一片感谢声。

曹慧问，既然平反了，就得开一个追悼会吧？什么时候能开呢？

为刘少奇主席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两个多月后就举行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内，许多鲜花簇拥在刘少奇的巨幅遗像前。而人民大会堂外面，五月的花卉也开得很鲜艳，蜂蝶在花海间嗡嗡嗡地打旋。

追悼大会的悼词，也是邓小平作的。邓小平这一天胸前戴着白花，手臂上缠着黑纱，脸色很是凝重。他说话的嗓音也是沉重而缓慢的，就像四年前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辞一样。他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着，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和优秀品质。他在致辞的最后提高音量说，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顷刻间，人民大会堂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长时间的掌声里，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不仅是刘鑫又一次泪满双腮，而且他的那几位战友，田志远、穆大江，还有夏默，一个个脸上都有泪痕。

而且大家看见站在厅堂前侧的王光美一家，也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在邓小平缓缓走到王光美面前时，王光美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轻声说，小平同志，谢谢你！

邓小平回答说，是好事，是胜利！

这六个短短的字，包含着多少政治风云和真挚情感啊。王光美再一次泪流满面，连站在邓小平身后的陈云等领导同志也一个个热泪盈眶。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一遍遍地播放着这个肃穆的场面。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黑白电视机前围看的一大帮青年学子也都感慨万分。新闻播完以后，夏建国总结似的说了一句，共和国又一页沉重的历史翻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应该可以从慢跑变为快跑了。

一群学生响应着说，对，让我们快点毕业，参加跑步吧！另一群学生皱着眉说，现在还不是往前跑步的时候，还得好好往后看，国家的教训还没有总结够。刘少奇的平反应该证明了，“文革”从理论上、政治上说，都是错误的。那就得全面否定毛泽东建国后的全部思想，中国只有“非毛化”才能谈得上向前跑步。

听着这个议论，夏建国心里一愣，没有再吭声。他觉得，随着刘少奇一案的彻底平反，不光是青年学生中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看来社会各界都会有这样的思想反映。

他又想，邓大人肯定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邓小平这些天确实在着重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几乎每隔几天就约胡乔木来谈一次。因为胡乔木是《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负责人。邓小平每一次都对文本提出一系列的意见，总是觉得这个文本不行。

这就难坏了胡乔木，尽管他文笔精湛，号称“党内第一笔杆子”。

党要作出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势在必行的。为了轻装前进，就必须对所有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一个实事求是与恰如其分的说法。确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子进一步加快，党内外要求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呼声越来越高。邓小平也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要好好总结历史经验。所以在一九七九年底，邓小平就决定着手起草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决定这一起草工作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负责组织实施。

但是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对胡耀邦提交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摇头。他对胡乔木说，你现在这个稿子，还是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胡乔木说，现在我们起草小组里的争论也很激烈。最大的问题也是关于如何评价毛主席。尤其是刘少奇平反后，有同志就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主张。现在啊，连国外都出现了很多舆论，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什么的。

邓小平说，乔木同志，你认为这些说法对吗？这些说法都不对，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文革”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后，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些话，胡乔木都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去后一再地统一起草组同志的思想。而他后来拿出的几稿，就让邓小平看得眉眼有些舒展了。邓小平说，对头，这样改好多了。有些提法，我还要跟陈云同志再商议一下。总之，搞出来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定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而邓小平在努力推进形成《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也决定对万里上报的《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明确的批示。他觉得安徽既然先行了一步，已经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小岗生产队既然获得了大丰收，那就证明“大包干”是有生命力的，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

为了这件事，他专门请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到米粮库胡同，一起讨论万里提交的这个报告。在讨论之前，他特别吩咐卓琳在庭院里的小桌上摆上茶食。于是卓琳就把两盘煮好的花生米端到客人面前，笑着说，吃花生，这是凤阳县今年搞“大包干”的成果，老爷子特意让大家尝尝。邓小平问大家味道好不好，大家嚼着花生米都说粒儿大、口味好。邓小平笑着说我也觉得口味好，又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力群反映说，最近召开的农村问题研讨会上还是有反对的声音，说有些干部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感情一下子难以转弯。

胡耀邦的意见很明确，也就是：凡是农民拥护的政策，就可以推行。他说，现在有句话，叫作“要吃米，找万里”，这就是人心向背嘛。我是赞同“包产到户”的。农民增加了收入，集体增加了积累，国家增加了贡献，怎么不是个好办法？

听着这些年轻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很觉满意，于是他一边嚼着花生，一边缓缓地说，我看，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解放，仍然按老框框办事。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不考虑。他们就不想想，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来的，是农民自发要求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生产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不改革吃不上饭嘛！

一听邓小平的态度这么明确，吃花生米的几位客人一起笑了起来，都觉得有了底气。胡乔木与邓力群这两支“笔杆子”，先后几次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转述了邓小平关于“大包干”的意见。紧接着，各省都行动起来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势头，立即有了如火如荼的形态。

万里在合肥读到中央书记处下发的这一红头文件时，立即爽朗地笑了起来，抖着这份文件说，我就知道小平同志会推动中央下发这个文件的。要没有小平同志在黄山跟我说的那番话，我一时还不敢给中央打这份《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呢，我可是看准时机的呢。

任燕在听到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这个名字时，小小吃了一惊，说这个人不是国际上很有名的提问题最尖锐泼辣的女记者吗。

就是这个女记者，要来北京了，而且指明要采访邓小平。而且，邓小平也答应了这个采访请求。

令任燕想不到的是，新华社决定由她全程陪同这位以泼辣著称的意大利女记者。任燕顿时感到了任务的吃重。她调阅了法拉奇以前采访各国政要的记录，深深感到这个女人提问的犀利和刁钻，也常常使采访对象在一些微妙问题面前显出窘状。

她问穆大江副社长，邓副主席怎么一下子就答应了这位女记者的采访？穆大江说，是啊，外交部的同志也是这样报告邓副主席的，说这位女记者采访过几十位政治人物和首脑，曾经使很多领导人显出了尴尬，基辛格就曾被她问得下不来台。她已经两次提出想来中国采访邓小平副主席，外交部本来想直接回绝她，但是后来意大利总统也多次给我们驻意大利的大使打电话，亲自推荐这位女记者。

任燕说，那后来就答应啦？

穆大江说，小平同志稍稍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据说小平同志是这样回答外交部同志的：今年九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访华，看来法拉奇的采访是一个铺垫，那我就接受这个挑战。现在国外舆论对我们的政治路线有诸多猜测，这个时候我接受法拉奇的采访，通过她，我们也可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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