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屋里，夏默就开始提笔写报告，心里抱歉地想，只好矛盾上交，打搅小平同志了。

三天以后，邓小平就把谷牧与夏默请到了米粮库胡同。那天，夏默一接到王秘书的电话心里就想，小平同志也是着急了。

夏日的庭院，树蝉很响，但是有风，所以显得并不那么热。邓小平就在庭院里摆开了桌椅，请谷牧与夏默就座品茗。但是显然，主客三人都没有轻松的兴致来品龙井。拟议中的深圳特区的起步，尤其是土地开发资金这一块，在三个人的心中都像树上的蝉声一样响得刺耳。

谷牧证实了夏默关于土地开发资金的计算。他说，每平方公里投一个亿，这么算起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目前我们的财政这样吃紧，至多可以安排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财政支持，就这还是要勒紧裤腰带。

邓小平说，不听你那个数字，国家财政根本就没这个钱。你夏默就说说报告书中的这个“土地租赁”是怎么回事？你说得吞吞吐吐嘛，语焉不详。

夏默的这份报告书中提到的“土地租赁”，是没法说得很详细的，夏默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但这就像隧道尽头的一道如隐如现的曙光，是必须要提一笔的。在夏默的潜意识中，这可能是个突破口。但是，他不敢明讲。

于是他这样向邓小平解释：这个“土地租赁”，就是把土地租给投资者，换取建设的资金。这是借鉴香港起飞的经验，但我对此没有把握，我不敢展开来写。因为，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体制。

又是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呷了一口茶，抬起脸来，看着夏默说，我要批评你，你应该在你的规划书里写清楚关于土地租赁的思考嘛，你用不着吞吞吐吐。既然是香港成功的经验，国外成功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学？都可以学嘛。搞经济我们是外行，要多向内行学习。国内没有内行，可以国外找，参考参考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嘛。我看新加坡的经验就可以参考嘛。

夏默心里想，小平同志说得好，看来他能一锤定音。

邓小平这时候又看定谷牧说，说到国家资金，我知道先念同志的难处、你的难处。就是给座金山，广东要办特区也不够。中央财政不是压力大不大的问题，是根本给不起的问题。给不起，就还不如不给了。给什么呢？还是一句话，给政策。我看，就把这个政策给广东吧，让他们自己去拼吧。

谷牧听了兴奋起来，马上说，我把您的意见向先念同志汇报。相信习仲勋同志会把这个政策用好的，深圳特区的起步将会非常迅速。

夏默后来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对新华社记者，也就是自己的儿媳妇任燕说了一句话：谷牧同志讲的“迅速”，其实还不贴切，应该叫作“神速”。

香港商会副会长罗启民带上自己的外甥女吴怡茹飞到北京，他想寻找几个内地的食品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罗启民在广东深圳相中了好几块土地，只等特区的相关条例颁布，他就可立即租赁建厂。现在需要的是，物色几家合适的内地食品企业与之合作，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使他惊喜万分的是，他到北京才两天，就接到了邓小平的请柬，邀他出席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宴会。他后来才知道，那次宴会，是邓小平对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李厚霖教授所表示的欢迎之意，但邓小平特地让港澳办副主任田志远通知自己也参加，表示同样的欢迎之意。

他想，邓小平原来是个这么细心的人。他一定是看过我当初写给国务院的那封要求到广东办厂的信函，而且他还知道我这一趟跑北京来了。

他又想，我罗启民何德何能啊，无非是一个在香港开食品公司的商人，能劳烦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这么花时间来接见我，这真是难以担当啊。

倒还是他的外甥女吴怡茹显得神态平静。吴怡茹说，舅舅，您别激动得连衣服扣子都扣差了，一边高一边低的。邓副主席见您，不是见您一个人，他是把您当作愿意投资内地的香港商人代表来见的，这是邓副主席在推动国家的开放。

罗启民对着宾馆里的穿衣镜，认真地把衣服扣整齐。他对外甥女说，怡茹你说得对，邓先生是在为他的国家大事努力。他有大的棋局，但是我能在他的棋局里做一枚小棋子，也是无上的光荣啊。

外甥女连声说对，又拿起小梳子，细心地帮舅舅把稀疏的头发梳理妥帖。

这一夜，在热热闹闹的北京饭店宴会厅，那位在当日向中国同行们作了“新加坡如何实现经济起飞”报告的李厚霖教授兴致很高，而主人邓小平的兴致似乎更高。邓小平频频举杯，向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们致谢，说我们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需要你们的智慧和建议。酒过三巡之后，他就把罗启民邀到自己身边，跟这位七十多岁的回内地投资者拉家常似的拉起话来。他说，你我同岁啊，这么老当益壮。罗启民说，邓副总理不也是嘛。两人哈哈笑着为此干了一杯。

接着，邓小平就问罗先生找到商机没有，在听说罗启民是想开办一家航空食品厂的时候，就更加来了兴趣，说罗先生的这个选择有意思啊。

罗启民说，不瞒邓先生，我在香港的公司也是专门做航空食品的，经验、设备、技术和质量方面都不成问题。

邓小平扭头对一旁的田志远说，这个行业有意思啊，我看我们国内国际航班飞机配餐的标准落后国际水平很多啊。他不禁谈起自己曾经乘坐专机出访的一次经历，对当时飞机上的配餐记忆犹新，于是笑着对罗启民说，那次飞机的配餐只有茶水和面包，那个面包的质量我真是不敢恭维哟。我当时就和徐柏龄机长谈改进飞机餐食质量的问题，我说好质量的面包是不会掉渣的。我那时还开了个玩笑，我说如果有需要，请他派人到我家里来，跟我家的厨师学一学，我家的厨师做出来的面包肯定是不会掉渣的嘛。

罗启民记得最后邓小平还跟他说了这样的话：你的与内地企业合资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样的合作要务实。你选择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这很重要。如果做的面包掉渣，那就不要谈了，谈也是浪费时间。

这时候，邓小平周围所有端着酒杯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罗启民在田志远的陪伴下回到宾馆，劈面就对正在练习拉琴的外甥女说，哎呀，那个邓小平说话真是贴心啊，连面包掉不掉渣的事都要关照。专注细节的人，才是大政治家啊。

田志远这时候问，这就是您的外甥女吗？琴拉得很好啊。

罗启民急忙向田志远介绍了自己的外甥女吴怡茹，说她三年前还在内地，后来才跑来香港，说外甥女夜奔香港的经历，提起来还是挺险的。

而吴怡茹这一刻就愣在那儿了。

世界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吴怡茹第一次见到田志远，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连她自己也觉着了惊奇。她甚至犹犹豫豫地说，田副主任，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而一刻钟之后，吴怡茹在听到田副主任聊起自己的儿子也对食品生产有兴趣，还于近期开了一家食品厂的时候，突然就泪流满面。

她在三年的琴声中苦苦思念的田源，原来就是这位田副主任的儿子。

这一刻，田志远也突然感悟到了什么，愣了半晌之后，对揩去满脸泪花的吴怡茹轻声地说，你落下的那把琴，现在还在小源卧室的墙上挂着呢。

姑娘忍住泪水，拼命点头。

田志远又说，小源天天都看着那把琴呢，在没搞他的食品厂之前还常常练着呢，搞了厂子以后倒是没听见他的琴声了。不过他拉得也实在不怎么样，我和他妈妈都要忍住才能听。

这时候吴怡茹就小声说，他拉的不是琴，是思念。

而到了这一刻，罗启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外甥女有可能是这位田副主任的儿媳妇。

吴怡茹见到田源的那一刻，也是戏剧性的。忙碌在食品生产线上一身大汗的田源，回过头来的时候几乎愣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心上人，早已不是三年前坐在泥地上啃着冷馒头的女知青，而是来自香港大都会的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年轻提琴艺术家。

田源简直不敢叫她，呆得像雕塑似的，而食品车间里的二十几位年轻员工也都一齐显出了目瞪口呆的样子。倒是吴怡茹急走几步，扑上去，一把抱住田源就呜咽了一声“小源”，泪珠断了线似的，雪白的连衣裙上也顿时油污一片。

当夜，吴怡茹就逼着舅舅说，您必须答应，田源先生和陆大洲先生合办的这家“北京大洲食品厂”，就是我们罗氏食品公司在北京的合作企业！

罗启民问，没有选择的余地吗？

吴怡茹说，没有。又说，绝对没有。

看着舅舅还有些犹豫的表情，吴怡茹伸手拉拉他的衣襟说，舅舅您当初到香港不也是靠炸油条起步的吗？后来才有的面包作坊，再后来才有的食品厂，您两只手不也是每天都油腻腻的吗？您不止一遍给我讲过您的创业故事，都把我讲哭过，是不是啊，舅舅？

于是罗启民回过脸，看着在咖啡馆里坐得端端正正的田源说，田先生，我们“罗氏食品”为你们提供技术和设备，你们专门负责生产面包。如果田先生答应这样的合作，我马上签字下单。

然后，回过脸，这位香港“罗氏食品”的掌门人又看定他的外甥女说，“罗氏食品”北京区的业务，你就是总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