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匆匆结束了这一天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后，急忙乘车赶去米粮库胡同的。他在这次发言中谈到的是彭德怀的平反问题与陶铸的平反问题，说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必须尽快解决，又说中央专案组在陈云等老同志的推动下也抓紧了复查工作，形成了一份复查材料，这是进步，但离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距离。总之，这件事情还是要大力推进。

他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听到一位大会工作人员的轻声耳语，这才临时中断了自己的发言。

一听说出访归来不久的邓小平要见他，胡耀邦就特别地兴奋，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向小平同志汇报。这些天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实在出现了太多的状况，而他这位大会秘书长此刻更想听到小平同志对全局问题的看法和判断，小平同志现在所起的作用委实是太重要了。

胡耀邦坐在汽车里时，耳边还一直响着一些会议代表刚才慷慨激昂的发言。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是这样说的：康生是个坏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帮”是一伙的。他有职业病，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在他眼里，没有一个好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徒。康生搞了许多假案、冤案。我提议，除了陈云同志提出的那些案件外，像彭真、杨尚昆的问题，也应该复查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外很不得人心。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是这样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斗争，到现在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压制大讨论。应该对这些同志展开批评。

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则谈到了当前严重的“逃港”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广东的“逃港”问题很严重。我非常同意小平同志的观点，“逃港”主要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与港澳的差距太大，这是造成“逃港”的根本原因。人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我们整天搞运动，这样不行。我在想，我们广东能不能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把生产搞上去？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这样说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好。最重要的就是发扬了民主。我看“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有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党内没有监督是不行的。

财政部长张劲夫则是这样提议的：我建议中央尽快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搞好监督，同时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由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负责。

张劲夫这么说了以后，胡耀邦就听见了许多会议代表的应和之声“陈云出任纪委书记最合适”。胡耀邦当时心里就想，真是众望所归啊。

中央工作会议再往前开的总体轮廓，应该是清楚的，方向是明朗的。胡耀邦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汽车就拐进了米粮库胡同。当他大步进门的时候，迎上来的王秘书却告诉他小平同志与谷牧副总理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请他在会客室先小坐一会儿。

邓小平急于见谷牧，是想尽早推动中国的“经济开发区”建设问题和引进外资问题。他通过对新加坡的考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两个方面的推进作为改变国家现有经济模式的决心。所以他一见谷牧就直截了当地说，昨天我去见了叶帅，也和他谈起了要加快与国外经济联系的问题。我提出新加坡开发区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能不能在沿海地区也办一些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这个问题要进行论证。叶帅说他也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找你，就是想请你牵头，找一些人论证一下这个问题。

谷牧很赞成邓小平的这个设想，他也转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数次提出的一个想法，也就是广东要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优越性，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要先走一步。谷牧说我准备与习仲勋同志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广东可以带个头。邓小平当即表示肯定，说习仲勋同志这个想法好，他有这个闯劲，要鼓励。邓小平接着又跟谷牧探讨了引进外资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利用外资带动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国内的体制需要改革，其中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对邓小平的借外资以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步伐，甚至“略微吃点亏也干”的思路，谷牧也十分拥护，连说这是一个好方法。他心里想，过去我们国家老是宣传自己“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表面上很风光，其实很愚蠢。什么方式能快速壮大自己就应该用什么方式，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当然，做这个事的前提也是需要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

谷牧在辞离之前又以兴奋的语调提到了“宝钢”建设问题，他说上海“宝钢”已经按照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的指示，经过国务院批准，坚决上马了。夏默同志昨天还从宝山打来电话，说筹备工作一切顺利，各路技术人员、施工队伍都已陆续进场，日本专家也已经到位。筹备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却有条不紊。

这个消息使邓小平特别高兴，直到胡耀邦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都还没有退去。胡耀邦一见邓小平就双手握着说，小平同志您出访回来精神很好啊。

邓小平说，我精神好，我看你这个大会秘书长也是精神抖擞啊。我回来好几天了，一直忙着中美建交谈判。今天刚腾出身来。会议的简报，我已经看了一部分。你的简报也出得很及时，影响很大。京西宾馆现在是热闹非凡啊。

胡耀邦说，出乎预料啊，群情激奋啊，真有点刹不住车的感觉，会议的原定日程已经完全打乱了。

邓小平说，是好事，说明思想终于打开了。你坐吧。

胡耀邦坐下，接过王秘书给他泡的一杯茶，又兴奋地谈起了大会简报的问题，说起了如何果断地让陈云同志的“六发炮弹”在那期简报上轰然打响的情况，以及就此引起的激浪翻腾的思想洪流。他说自己初步算了一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要是出齐的话，将相当于三部《三国演义》、两部《红楼梦》，可真是开了建国以来党内民主之先河了。

邓小平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现状，也评价很高。他说，这正是我们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结果呀。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不解放思想，哪里来今天的成果？现在我们要借着这股思想解放的东风，乘胜前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一次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盛会，开成一个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盛会。

胡耀邦听邓小平说出了“开辟新道路”这个词汇，忽然心里一动，激情又上来了，心想，这个提法真好，很鼓舞人心。他问邓小平能这样提吗，邓小平说就该这样提，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家该到实现腾飞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当然，要实现国家的腾飞，首先就是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好，要高度地统一党的思想；而开好“三中全会”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好，开彻底，开明白，开出成果。

关于这次会议，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不要急躁，许多要害问题是要等到党内民主充分发扬起来了，思想明确到一定程度了，才会顺利解决，这要有个过程。过程到了，一切迎刃而解。

接着，邓小平又开始过问陶铸一案的复查进度。胡耀邦说，被再三催促的中央专案组终于拿出一个结论报汪东兴副主席了，而汪副主席这些天也动得很快，已经作了批示。邓小平说，我昨夜已经看过东兴同志所作的那个批示了，他已经把复查结论材料送到我这里来了。我看了，有些地方提得不好，我改了两个地方。第一，标题叫“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不妥。中央专案组无权做审查结论，所以我把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第二，这个报告实际上没有结论，含含糊糊，留了很多尾巴。我给他加了一段结论，我念给你听听，看看是否合适。

邓小平说着，就戴起花镜，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该由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

胡耀邦大声说，好，好，改得好！小平同志，这样写太痛快了，所有的尾巴都割掉了。

邓小平说，明天，我要正式向中央建议，解散中央专案组。冤假错案的审查全部交由中组部承担。耀邦同志，你要赶紧筹备彭老总和陶铸同志的追悼会，以中央的名义开，要特别隆重。我们要借这个事的东风，实现全面拨乱反正。

胡耀邦在离开米粮库胡同的时候，心情比来的时候还要振奋。他想，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决策，一步步都是那么精彩和有力，真是值得好好学习。他坐进汽车的时候，甚至还忍不住哼起了京剧《借东风》，直弄得开车的司机一愣一愣的。

次日，邓小平就赶去了京西宾馆。他觉得有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需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一谈了。这天上午是中央负责同志听取各讨论组的阶段性讨论汇报。在这个汇报会上讲话，有助于把握整个会议的方向。

邓小平走进休息厅的时候，看见叶剑英和李先念已经先到了，正坐在沙发上交谈。邓小平马上上前与两位握手，说，倒让叶帅先到了，失敬失敬啊。

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啊，我抢先一步过来，就是想和你说一句话。你前天跟我说的广东可否借鉴新加坡经验搞个出口加工区的问题，我想了两个晚上，觉得可以试一试。你如果同意，我想请习仲勋同志、谷牧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一些可行性研究，以供决策。

邓小平高兴地说，好啊，叶帅，广东您是最熟悉的。我昨天刚和谷牧同志谈过，就是请他去和仲勋同志商量这事。先念同志以为如何？

李先念笑着说，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完全同意。

就在三人爽朗大笑的时候，华国锋与汪东兴走了进来。华国锋一见邓小平就眼睛一亮，紧着走上几步与他握手，说，小平同志辛苦啦，刚出访回来就忙于中美建交谈判问题，真是马不停蹄呀。

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回来就好办了。这一阵子国锋同志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东兴同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汪东兴听叶帅这么说，也就摇了摇头。华国锋说，是啊，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十几天了。各组的问题越谈越多，都等着中央拿主意。

叶剑英说，现在是两个会场。京西宾馆一个会场；西单还有一个会场，那里大字报很多，群众也发动起来了。

华国锋一听这话就说，局面很复杂啊。小平同志，您有经验也有权威，这个时候还请您多拿大主意呀。

几分钟后，中央的诸位领导就依次进入了一间大会议室。各讨论组的召集人纷纷起立，热烈鼓掌。王恩茂见到邓小平，显得尤为激动。这些天他逢人就提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公开谈话是在长春他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而现在，时隔两月，几成全党的共识，这是多么地叫人感慨。

王恩茂想到这里，也就首先举手，在汇报会上要求让东北组先来。他在汇报的时候嗓门很大，声音也比较激动，而且直接当着华国锋主席的面提“两个凡是”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各位同志，通过这几天的讨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也是比较强烈的意见，就是希望中央要对会议上大家提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一些原则问题、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比如，“两个凡是”的提法，到底要不要再坚持？

这时候，汪东兴就放下手中的茶杯，注意地看着王恩茂。

确实，“两个凡是”的问题现在成了思想漩涡的中心，但是直接当着华国锋主席的面这样提出，总还是使人觉得突兀。

而王恩茂的火力丝毫不见减弱，继续用他的大嗓门说，我们东北讨论组的同志都认为，“两个凡是”禁锢了我们党的思想，损害了我们党的生命力，是我们党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一个思想障碍。对这个问题，中央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华东讨论组的召集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彭冲接上了话茬，他说，我想接着恩茂同志的话，补充一点想法。现在我们不能再用“两个凡是”的眼光看问题了，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陶铸还得戴叛徒的帽子，彭德怀还是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蒙受冤屈的老干部还是不能被解放，不能走上工作岗位。不光这些问题，我们华东组的同志还提出，“二月兵变”、上海的“一月风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各省市成立革委会时，中央都发了文件，点了不少人的名字，像上海的陈丕显、安徽的李葆华等等，这些问题中央都要给个说法，不然大家不好工作。

华国锋听着这些尖锐的意见，努力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邓小平则坐得很端正，华东组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也都是他早就想了又想的问题，只要时机到了，这些问题都应该彻底解决。

中南组召集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则提出了纪登奎的问题，说我们中南组的同志提出，纪登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很多错误。他的问题，中央应该有个说法。特别是河南省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要求很强烈。

听到这个话，汪东兴明显地不安起来，手中的笔也停住了，默默地思考着什么。

而华北组召集人、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则突然把话锋指向了在座的这位汪副主席。他说，我们华北组在讨论中，对汪东兴同志提了很多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建议汪东兴同志少管一些事，多读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此时的汪东兴明显地显得不安起来，他知道现在所有在场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脸上了。他只是做了一次深呼吸，继续执笔记录。

他不想辩解什么。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他觉得保持沉默最好。毕竟，在前一段时间，他为宣传“两个凡是”，为《光明日报》与《解放军报》先后发表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而到处灭火，还指令胡耀邦与杨西光为此检讨，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甚至他知道坐在会议桌一侧的胡耀邦此时也在注视着自己。

还是沉默吧，他对自己说。

此时，西北组召集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发言了。他说，上面各组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西北组也都遇到了，也都讨论得很激烈。特别是对汪东兴同志和纪登奎同志，还有政治局其他一些同志，希望中央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另外，大家都特别希望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请小平同志对这次会议和今后的工作作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以帮助大家统一思想。

这时候，王恩茂马上接上去说，对，我们东北组的同志也都希望小平同志能到各组来给大家讲一讲。

会议室里一时交头接耳起来，许多人的眼睛都看着坐得很端重的邓小平，连华国锋也把脸侧向了身旁的邓小平，轻声对他说，小平同志，现在请您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