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华国锋主席的意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务虚了三天之后就应该转入正题。首先开始讨论农业问题，他还安排纪登奎作两个会议报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说明。然而六个讨论组在讨论时，都没有按照这一要求进行，陈云所抛出的那六发震撼弹的余波，还剧烈地震荡在各个会议室。禁锢思想的闸门一旦破了个大口子，思想的洪流便排山倒海了。

万里在华东组慷慨激昂地说，陈云同志提出了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如果这些重大问题不澄清，我们就很难一心一意搞建设。现在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必须要有魄力！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也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胡耀邦是站着发言的，说话的时候激烈地挥着拳头。很多代表呼应，必须黑白分明！

在中南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发言紧密地联系到了“文革”。他情绪激动地说，不仅“四五天安门事件”要平反，我们认为，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也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陈丕显则手敲桌子说，我认为，影响到全国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彻底弄清楚！上海要尽早甩掉沉重的政治包袱，迅速发展！

各个讨论组的发言始终保持着高温灼热的状态，谈的都是思想和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无法具体谈到农业。问题越摆越多，态度越来越激烈。大会简报组增加了人力，夜以继日地加班出简报，各个讨论组提出的问题都迅速地得到了交流。这种局面就迫使会议无法再按照原定的议程进行。华国锋对此有些发愁，他有一次问汪东兴怎么办。汪东兴说，现在还能怎么办呢？会议都开成这个样子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会议代表提出要追究“两个凡是”的责任了。华主席，您千万要留意。

汪东兴又说，邓小平副主席已经从东南亚访问回来了，虽然还没到会议上来，但是会议的情况他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我倒建议华主席找他谈一次，听听他的想法。“三天务虚”的建议不是他提出的吗？

华国锋没有表态。这天晚上，他在保健医生的指导下服了一粒半安眠药，结果到后半夜也没有睡着。

一天又一天，各个讨论组发言的那种热烈和激烈，还在持续；简报组一期又一期油墨未干的简报，还在被跑步中的工作人员迅速分发到各个热火朝天的会议室。

在陈云“放过炮”的东北讨论组，讨论更见热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萧克敲着桌子说，我们不能再拖了！陈云同志在十二日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得好！要尽快解决，不能再拖！而且，我们还坚决要求，为所谓“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陈云接口说，二月是正流，一月是逆流！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都必须搞清楚！

东北组召集人王恩茂说，我现在宣读朱德同志的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同志的书面发言，康克清大姐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提出的六点意见。我建议，凡是“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后排马上有人站起来挥着手说，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平反！又有人站起说，我认为，对于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罪行，要坚决揭发、批判！对谢富治，要立案审查！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股强大的思想洪流，不仅完全突破了原定六天的会议日程，也以各种不同的渠道流传出了京西宾馆，冲激着中央各部委机关，甚至各省市的党政部门。

陶斯亮是从聚集在中组部招待所的那些老同志们的奔走相告中得到一些情况的。她当时就听得发愣了，然后马上冲到后院房子里，抱住妈妈曾志问，妈妈您都听说了吗，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伯伯发言了，说到了爸爸的事？听说陈云伯伯说得很明确，爸爸在国民党监狱中斗争很坚决！爸爸不是叛徒！妈，您听到没有啊？这是真的，爸爸的冤案很可能要昭雪了！

陶斯亮看见妈妈点点头，也看见妈妈一直在发怔，于是问妈妈在想什么。曾志告诉女儿说，她也知道陶铸冤案的平反就在眼前了，但是在这个时刻，她不知怎么就特别清晰地回忆起与陶铸分别的那一天。那个场面的画面是那么清晰，像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走。她于是对女儿说，亮亮啊，我告诉你，那是九年前，那一天是一九六九年的十月十五号，“中办”来通知，要你爸爸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去。那时候你爸爸病很重，我提出要陪他去，你爸爸对我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听母亲说到这里，泪水就从陶斯亮的眼中流了出来。她又听母亲这样说：第二天，我为你爸爸洗了最后一个澡。你爸爸那时候骨瘦如柴啊。你爸爸又对我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

母亲的这段回忆，让陶斯亮听得痛哭失声。当晚，她就坐在桌前，摊开一张纸，想写上几句什么。她心里有很多话想说，并且想倾诉在一张纸上，但是半天她也没有下笔。滴滴答答落在纸上的不是墨水，而是泪水。在搓衣板上搓着衣服的妈妈转脸问她在写什么，她摇摇头答不上来。

其实，她是想写一封信，写给九泉之下的父亲。

作为一个女儿，她实在有很多话要说，就像此刻坐在京西宾馆各个会议室里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

曲径参加的是中南组的讨论。每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那些火辣辣的言论，他就觉得坐立不安。况且每隔几个小时都有简报组的工作人员跑来分发飘着油墨香味的新简报，那些简报上印的也都是各个讨论组火辣辣的言论。越来越多的会议代表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两个凡是”，都说当前很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就是“两个凡是”在作祟。眼看着原来研究农业问题和国民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越来越“变味”，曲径实在平息不了内心的不安与狐疑，几乎每天都去其他会议代表的房间串门，探听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交流私下里的看法。

他每次去老战友田志远那里聊天，都觉得特别憋气。田志远总是显得兴高采烈，随着会议的进展笑容越来越灿烂，总是说现在形势大好，说党内民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实行过，说听一位老同志讲“气氛又回到了一九四九年酝酿开国大典那个时候，有第二次解放的感觉”，还告诉曲径说形势大好的标志是问题全抖搂出来了，而且正在逼近问题的根子，至于下一步，那就是要请华主席收回“两个凡是”的说法了，这一步是必定要做的，华主席对这个重大问题再也不能含糊其辞了。田志远每次在这么慷慨激昂说着的时候，曲径总是眉头紧皱，胸窝里像有二十五只老鼠一样百爪挠心。他心里想，如果华主席真的放弃了“两个凡是”方针的话，那不就意味着毛主席生前的很多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都要遭到质疑和否定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但他在田志远面前不敢强力反驳，以免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大气候下自己显得格外僵化。

而在去老战友刘鑫那里串门时，曲径就会多说几句心里话，说说自己的担心。但是刘鑫这位大会简报组的组长却总是劝慰他放宽心，说既然会议都开成这样了，刹不住车了，也就让它这样开下去吧。让大家把话说完也好，好些事情不解决也确实不行了，就比如讲“四五天安门事件”吧，北大那帮学生每天晚上在那儿演《于无声处》的戏。上海的《于无声处》剧团已进京了，也演得特别热闹，都已经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了，各个大单位大企业都在包场演出了。北京西单那块地儿，群众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已经刷得铺天盖地了。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前连着几天晚上都有黑压压的人群在那儿抗议、呐喊，要讨“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说法。平反这个事件的大趋势看来是难以逆转的了，早晚的事，也不必想得太多。当然，对于曲径某一部分的担心，刘鑫还是理解并且同意的，就比如说会议总得有个收场吧，不能老是闹腾下去吧。刘鑫说我看也快了，出访的邓小平副主席已经回来了，他必定也会发挥一些大的作用，安顿好这个会议。现在大家也都看着他了。他是最明确反对“两个凡是”和强调“实事求是”的，他有点像是“掌舵的”，现在就指望着他能把局面收拾好。

刘鑫的这些话，总还不能完全平复曲径这些天的极度不安的担心，曲径只有到了大会简报组工作人员曹慧的房间里坐下，双手捧起热茶，一颗心才能稍稍平静。因为只有曹慧的话才能与他的思想基本合拍。曹慧也表示了莫大的忧虑，说华主席与党中央的权威现在受到了危险的挑战，京西宾馆在大闹，北京的群众也在西单那儿贴大字报、大标语闹，会内会外联动，“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闹成了，全党现在开始从“十一大”路线上全线后退，再也不讲“抓纲治国”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那也就意味着全面否定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方针与政策了。如果这个局面发生，那就太可怕了，等于是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否定光了。而那个邓小平看起来就是个处心积虑想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所以毛主席当初要打倒“刘邓陶”，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就是“中国的纳吉”，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变天。但是曹慧又说，如果光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她倒也是赞成的，她说总不能把那么多革命群众都推到反革命阵营去嘛。

曲径知道曹慧与自己一样，都是穷山沟里的苦孩子出身，都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才有了今天。就凭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情感，他就与曹慧在看形势的时候有了最基本的共同语言，一时都觉得有些“惺惺相惜”了。曲径有一次问曹慧是不是还打算与老田复婚，曹慧说，思想隔阂还是有的，话说两句还可以，说到第三句就说不下去了。但是想想老田现在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副主任了，也得给他点儿面子。另一个考虑是孩子的感受，孩子一个劲地催父母住到一起。所以这么想想，复婚也是迟早的事。

曲径这时候就说“是嘛是嘛”，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起身就走。

而他刚走到门口时就突然愣住了，房间里的曹慧也同时愣住了，因为他们同时听到了电视机里正在播出的新闻，说是中共北京市委已经正式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新闻里的主持人正以激昂而兴奋的嗓音说，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而被捕的三百三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田志远与曹慧是相约着在第二天的晚上一起赶到人民艺术剧院的，他们在演出结束后的后台再次轮流抱住了卸妆后的儿子。曹慧呜呜咽咽说，总算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了。田源则对母亲说，我自从参加排练这出戏的那天起，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革命英雄”了。而难得掉眼泪的夏建国，握着田志远手的时候也是罕见地掉了眼泪，说他昨夜就接到了父亲夏默从上海宝山打来的祝贺电话，也接到了北大那位系党总支书记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入党申请正在被积极考虑。几乎同时，满脸兴奋的任燕也冲进了剧场后台，先是拥抱了夏建国，然后又拥抱了田源，松开的时候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在田志远与曹慧离开剧场之前，田源又告诉他们一件事，说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场给他来了一封电报，就俩字：速归。田志远问是什么事，田源说不知道。田志远说兴许是单位又要表彰你了，田源说兴许是吧，现在反正是什么事儿都翻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