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这一天中午时分，忍不住又吩咐王秘书给罗瑞卿家挂电话，询问出国寻医的具体安排，并且再次作了提醒，说还是请考虑在国内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后来王秘书向邓小平报告说，西德方面已经做了细致的安排，华主席与叶副主席也都已首肯，罗瑞卿秘书长自己就医动手术的决心非常大，看起来难以进一步劝说，军委还是同意他的请求为好。

听着王秘书的报告，邓小平没有作声，心头忽然涌上一丝忧烦。他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这样的心绪了，一时便走到了庭院里。

夏日的花草在庭院里开得郁郁葱葱，“双龙树”上伏着一只树蝉，哧啦哧啦地长鸣。邓小平回身问王秘书，罗瑞卿准备哪一天动身？

王秘书说，若是政策批准，他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走。他夫人陪同他去。

过了一个礼拜，邓小平又问王秘书罗长子飞走没有，接着又向总后卫生部打电话，嘱咐他们一定要跟西德方面保持紧密的沟通，千万不能有一丝大意。

远在西德的罗瑞卿一直使邓小平的心悬着。邓小平好几天感到自己的心不踏实，心脏似有一些早搏。保健医生来给他查了一下，说是无碍。

而躺在西德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里的罗瑞卿，也知道邓小平在牵挂着他。他对一路护送他来西德的总后卫生部同志说，你们方便的时候一定要通过波恩的中国大使馆向叶帅、邓副主席报告一下，我在这里挺好，我充满信心，请他们无论如何放心。飞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会自己走下舷梯的。

在这个炎热的七月中旬，除了思虑远在西德海德堡医院的罗瑞卿的医疗之外，邓小平思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尽快在全党、全国推进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他觉得这场大讨论的势头不应该减缓下来。中国只有保持一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有效推进国家的各项工作。

这段时间，胡耀邦好几次来到米粮库胡同，他带来的消息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及《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相继发表后，全国各地都自发地组织了学习，而且这些自发的学习和讨论确实也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各地的工作，比如甘肃省就是一例。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就说过，也没有人指示我们讨论啊，但是如果不做这样的讨论，思想不开窍，我们什么工作都推不动啊。甘肃省委一组织讨论，《人民日报》就及时跟进作了报道，紧接着黑龙江省委也进行了讨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也进行了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形成势头了，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央某些高层领导的泼冷水。这泼的水，还不是一般的冷水，简直是冰水，有人甚至说出了“砍旗”“丢刀子”的结论。

胡耀邦说，我是顶住了“作检讨”的压力了，可是也有些同志就犹豫彷徨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了。

邓小平坐在庭院里，听着树蝉一遍又一遍地叫，摇摇扇子，缓缓说，《光明日报》的那一篇，还有《解放军报》的这一篇，反响这么大，说明文章写得好，是马列主义的，驳不倒嘛。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有争论。争得好，要争，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胡耀邦说，对，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说，目前的情况是，讨论不能光局限于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必须要在理论界，甚至在全党、全国继续开展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耀邦同志，你要当这个急先锋。

胡耀邦应声说，我就要当这个急先锋。既然看准了，我就敢干。现在啊，还有人拼命宣传“两个凡是”。我对人说过，如果现在还一定要“两个凡是”，我就不干了，我还不如回家抱孙子去。

邓小平知道这段时期以来，胡耀邦一直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在组织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方面，他受到很大压力；在努力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也受到很大压力。但是胡耀邦的顽强与干劲，邓小平也是深有体会的，他不是一个轻言退兵的人。

但是，邓小平也琢磨着，自己也应该直接找中宣部长张平化上门来谈一谈，尽管自己不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但是对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设置的重重阻力，是应该来一个正面交锋，否则几家报纸与新华社的日子都将继续不好过。

就在邓小平这么寻思的时候，王秘书又悄声来报告，说是谭震林同志打电话来，非得请求马上过来一趟。邓小平问什么事，王秘书说他电话里不肯说。

胡耀邦走了没几分钟，谭震林的小汽车就开进了蝉声一片的米粮库胡同。

谭震林一走进邓家庭院就气呼呼地喊，小平同志，人家说我谭老板老放炮，可是这炮不放就是不行啊！

邓小平示意谭震林坐，说，谭老板，你先坐下，坐下才好放炮。

谭震林说，炮不放出来，坐不安稳啊。

邓小平说，好，好，你的炮口是朝着哪个方向呢？

谭震林坦言说，我就是要请你小平同志来评评理，天下有没有这个道理！

邓小平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坐下来慢慢说嘛。

谭震林坐下说，小平同志你是最清楚的，我谭震林当年任过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还接替毛泽东同志担任过湘赣边第二任特委书记。我跟主席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就想写篇纪念主席的文章，写什么呢？后来我看到了《光明日报》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就受到了启发。

邓小平说，那篇文章争论很大哟，有人反对，帽子大得很，说是反对毛主席的。

谭震林说，我看那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的。我就是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想结合实际谈谈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小平同志，我是不要秘书代劳，关起门来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啊，可是这帮混秀才，竟然要我把第四部分通通删去。

邓小平觉得有些奇怪，便问，第四部分写的什么？

谭震林说，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邓小平眉毛一动。这个问题当然敏感了，邓小平是深知《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政治态度的。

谭震林继续说，昨天，他们派了两个娃子来我家告诉我说，文章的第四部分，讲的通通是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必须删去。我问为什么，两个娃子说汪副主席下了指示，要求党刊不能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你给评评理，他汪东兴凭什么就不让我参加讨论？

邓小平一听这话就笑了，说，现在党内有几个能和你谭老板比资格的？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谭震林说，我说，娃子，你们听好了，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用得不恰当，文字不妥当，这都好商量，但是文章的观点，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动！

邓小平放下扇子，朝谭震林竖起大拇指说，你谭老板还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气派。

谭震林说，两个娃子跟我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做不了主啊，说得可怜兮兮的。我说，那行，那我就去找个能做主的评理去。我想来想去，还是得找你邓大人。

邓小平笑着说，这你可进错了庙门，这事不归我管。不过你既然来了，我就越俎代庖一次吧。你的大作带来了吗？

谭震林递上文章的铅印小样说，带来了，请邓大人过目。

邓小平从王秘书手里接过花镜，戴上，仔细。

卓琳笑吟吟走来，亲自为客人斟满茶水。谭震林抬头说，哎哟，不敢当。卓琳悄声对谭震林说，年岁大了，老发火，对心脏不好。谭震林说，我也寻思，能不能不开大炮啊，把人弄得那么紧张有什么好？可是，做不到啊，都是逼的！这一逼，也好，我干脆开一通大炮，求个痛快。

谭震林一直等到邓小平看完文章，问怎么样。邓小平除下花镜说，至少，这篇文章没有错误。这样吧，我改一下。

谭震林这下子惊奇了，扬起眉毛，说，邓大人亲自动朱笔？

邓小平说，我改一稿，交给党刊。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登，就送《人民日报》登。

谭震林说，这样好，这样好。

此时，邓小平的脸色却忽然严肃了。邓小平大声说，为什么党刊要“回避”？为什么要说“不介入”？“不介入”本身就是介入嘛，这个现象不正常。

谭震林说，是啊，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我们这些老家伙着急呀，不能再拖了。现在的局面，只有你讲话管用，你不讲话，别人扛不动啊。

邓小平转身就向王秘书挥手，把他叫到身边说，给中宣部张平化部长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说这两天我想找他一下。

中宣部长张平化是两天以后上米粮库胡同的。他在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一定要稳住，任他说什么，我都不要回嘴。

凭着职业敏感，张平化知道邓小平要对他说一些什么。他在路上的时候就反复想，有些话是不该你邓小平说的，因为你毕竟不分管这一摊，你说多了也没意思。如果说过火了，那就更加不好，你这矛头就直接对着英明领袖了，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儿。但是，既然你把我找来，肯定是有些话要说，那么也就让你说吧，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我听着就是。至于执行不执行，怎么执行，那当然是我的事。我知道我应该对谁负责。

张平化给自己打足了预防针，然后就在庭院里的桌子边坐了下来，王秘书给他斟上茶。

邓小平这一次对张平化说的话是不温不火的。他亲自给对方递了扇子，说你先扇一扇暑气，然后说，平化同志，早些天就想找你聊一聊了。

张平化赶紧说，小平同志您就吩咐吧，有什么事我们能做的，就一定好好做。

邓小平开门见山说，平化同志，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你们是怎么看的？

张平化心里一紧，果然是单刀直入，于是不急不慌地说，我想听听小平同志的指示。

张平化想，接的球，还是踢回去好，这样才不至于被动。

邓小平仿佛是看明白了对方的心思，干脆就把话挑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对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这样不好嘛！

张平化听到这里，脑门子上就有一些细细的汗珠浸出来了。他没想到邓小平的话会说得这么冲，说是“反毛主席”，这不就直冲汪副主席的“丢刀子”吗？话说到这份儿上，就是逼着我“站队”嘛，这个态我可是不能表的。

张平化选择了沉默，掏出手帕擦擦汗，又把手中的扇子摇得啪嗒啪嗒响。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脸，发现邓小平那两道严肃的目光仍旧直愣愣地对着自己。

张平化有点架不住了，吞吞吐吐说，对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看法不同。

邓小平说，所以，才要争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你们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张平化额上的细汗又开始星星点点地涌出来了。他设想了很多情况，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平会把话说到这种深层次的程度，可见邓小平对中宣部这个时期的“下禁令”“设禁区”是恼怒非常的。

张平化张张嘴，似乎想申辩几句，但是嘴唇动了动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想，在此时，还是选择沉默为好。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沉默不说明“是”或者“不是”，沉默说明深思熟虑。往好的方面看，沉默甚至也是一种“恭顺”的表示。

于是张平化勉强地笑了一下，继续把手中的扇子啪嗒啪嗒摇得很响。

天气真热，他说。

他后来没有再记得邓小平又说了些什么，反正内容跟先前说的也差不离。他在离开米粮库胡同以后很久，也没有完整地记起邓小平最后到底说了几句什么。

他只是对自己说，这一关过了。我该干嘛还是干嘛。

几天之后，他走了一趟东北。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向他报告省委常委会组织学习《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情况，他铁着脸听，不作一字表态。跑到吉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向他请教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他转了个弯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然后他再说到“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他说“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还是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王恩茂听不明白，还想再问。张平化摆摆手，不讲了。

张平化依旧对自己说，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邓小平没有料到中宣部的态度会这样丝毫不作改变。当然，这不是张平化一个人的问题，有些话自己可能得在更大的范围上说，甚至明白无误地说，比如直接点出“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说这话自然要有策略，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场合，但是，正面突击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天他在庭院里散步的时候，脸容都显得凝重。邓榕有一天陪父亲散步，说爸爸您这两天文件看多了吧，脸色都不好，想什么哪？

邓小平一边走，一边缓缓地说，我经常想起当年挺进中原，在那个黄泛区，我们的战士推大炮，遍地泥泞啊，推不动。战士们喊口号，一二三！一二三！推七八次，十来次，几十次，才能把炮推动。不容易啊！任何事情，不是推一次推两次就能解决问题的。何况现在要推动的，是一个党，一个国家！

邓榕听不明白，又仿佛听明白了。她没有再问。

但是令邓榕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邓小平的脸容更加凝重了，甚至带上了明显的悲戚神色，那天的中饭也只吃了一小口就吃不下去了。

罗瑞卿在西德去世了。

罗瑞卿的灵柩在八月十日被运回北京，这一天的天气十分炎热，邓小平亲自赶去机场迎接。

王秘书曾劝说邓小平不要去机场，他怕邓小平见到灵柩过度伤心，毕竟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但是邓小平说，罗长子回来了，我是要去接他的。

罗瑞卿的灵柩在其夫人的陪伴下，于沉重的哀乐声中被缓缓抬下专机的舷梯，顿时就响起了家属们悲伤的哭泣声。邓小平就是在这悲声中走上前去的。他伸出手扶住了白色的棺板，这一刻他明显地觉着自己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他知道自己在与罗瑞卿双手相握。

老兄啊，邓小平心里说，你是说过要自己走下飞机舷梯的，谁知道你是躺着下来的。在国家和军队都需要你的时刻，你实在是不应该走的啊。

罗瑞卿确实是不应该走，连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的主治大夫都没有想到罗瑞卿会这么一走了之。八月二日的手术，本身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人工股关节被顺利地植入了。德国的大夫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甚至有个大夫还开玩笑地对术后醒来的罗瑞卿说“你明天就可以下床走动了”，但是他们没想到，罗瑞卿的心脏病会在次日凌晨突然攫走了他的生命，“心肌梗塞”来得闪电般地突然。

德国的医生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获得中国方面提供的关于这位患者的心脏病既往资料，因为中国的高干们有严格的医疗记录保密制度，不示外人。意外的悲剧就这样乘虚而入。

铁骨铮铮的罗瑞卿在出国前好几次说过，愿意领受板子，甚至是“四十大板”。他作好了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率军冲锋而遭受严酷打击的种种准备，却没有想到，打击自己的板子竟在自己心脏的某个部位轻微地响了一下，而且如此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