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还告诉曲径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情况：面对汪副主席和中宣部张部长那么明确的要求写检查的指示，胡耀邦就是顶着不肯写，杨西光也顶着不肯写。

曲径搁下电话想，眼下这情况，简直太复杂了。

他又想，难道汪副主席不会再厉害一点吗？捍卫毛泽东思想，那是要拿出铁的手段来的啊。

尽管胡耀邦没有写出检查书，但是他遭受的政治压力肯定是很大的，而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那篇讲话稿的发表，又无形中减轻了他的一些压力。

但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所得到的纪律指示是十分明确的，所有以“本报评论员”或者“本报特约评论员”为署名的文章都必须上报中央审查，决不允许有任何“打擦边球”行为的存在。一时间，全国各地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话题的热议悄悄降温了。

罗瑞卿显得很着急，他觉得这一热度不能降下来，尤其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发表后，应该推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进一步讨论，这样才能把禁锢得死死的思想魔咒打开。

这几天，轮椅所发出的吱扭吱扭的响声一直让他感觉特别不安，甚至有些痛苦。他想着是不是应该在军委直接控制的《解放军报》上登出一篇大文章，把这场刚刚兴起的大讨论接续下去。也就在这一天晚上，有人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有两位研究员，一个叫吴江，一个叫孙长江，他们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直接阐述“实事求是”观点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很见分量。罗瑞卿嘱咐赶快把孙长江的文章取来看，一看就觉得十分过瘾，特别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还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还有这一段，罗瑞卿也拍了一下桌子：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罗瑞卿将这篇文章反复读了两遍，越读越觉得过瘾，甚至连夜趴在台灯下亲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他决定由《解放军报》刊登这篇非常有针对性的重要文章，凝聚在中国思想界上空的日益沉闷的空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还特别嘱咐《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在与两位作者讨论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不要惊动胡耀邦，因为胡耀邦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这次千万不要把胡耀邦再卷入其中。

罗瑞卿的这一嘱咐，使华楠与两位作者都觉着了这位军委秘书长的细心，同时也觉着了这位军委秘书长的魄力。

在《解放军报》发表这篇重要文章的前夕，罗瑞卿亲自去了一趟《解放军报》社，他觉得在这个当口必须要给军报的同志鼓鼓劲，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来自中央某些高层的很大的政治压力。

因为罗瑞卿坐轮椅的缘故，《解放军报》编委会的同志专门在办公楼的一楼找了个房间作为编委会临时办公室。他们听着轮椅吱扭吱扭经过走廊直抵房间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他们知道，这位军委秘书长在直接指挥一场战斗，而他们自己，都是披挂着刀枪和弹药的战士。

罗瑞卿在轮椅推进门后，就吩咐关上办公室，然后坐到桌边，环视众人，直截了当说，编委会的同志们，我现在向你们提三点意见。第一，文章明天六月二十四日发表，再不延迟了。我已经跟《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请他们同时发表，《人民日报》也已经答应了。文章的署名，就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虽然作者吴江和孙长江都不是军队人员，但我们仍然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署名，这就加重了这篇文章的分量。第二，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反对不怕，准备反驳嘛。出了问题，首先由我罗瑞卿顶着。要打板子，打我罗瑞卿。我愿意领受四十大板！第三，立即与新华社做好沟通工作，争取新华社转发全国。

社长华楠说，我马上就联系，我们派专人上门。

罗瑞卿说，同志们，不要怕，胆子要大，好好干！目前是我们国家要不要发展、能不能发展的关键时刻。全党思想不解放，怎么谈发展？我们自己思想不解放，那还叫什么解放军？

罗瑞卿这几句话，无疑是最好的战前动员，说得编委会全体同志摩拳擦掌。华楠连声说，板子都打我们头上吧，我们都豁出去了。

罗瑞卿说，光你们几个豁出去还不行，《解放军报》社的全体同志都要有这个思想认识，都要有昂扬的战斗精神。我看，你们把报社的全体同志都集中一下吧，我来一趟不容易，给大家说说话，打打气。

十分钟以后，《解放军报》社的近两百位军人和工人都整齐地站列在阳光下的内院里，看着罗瑞卿的轮椅缓缓地推近。

轮椅被推到正中。

罗瑞卿看着站得笔直的一个方队，满意地点点头，忽然一劈手，对身边的警卫说，抬起来！

四个警卫一齐动手，一声吆喝，竟然把罗瑞卿的轮椅高高举起，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站列得整整齐齐的方队在一刹那间全都愣住了，直瞪瞪地看着坐得高高的罗瑞卿，继而热烈地鼓起了掌。

坐在轮椅上又被高高地举起来，这一幕，确实是从来也不曾见过的。

罗瑞卿目光炯炯，看着众人，大声说，同志们，我现在是不是罗长子了？

呼喊声热烈，是！

罗瑞卿说，林彪垮台以后，我就一直盼望着站起来，重新当我的“罗长子”。同志们，你们要知道，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时代！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里，我站不起来了，不仅我站不起来，我们这个国家都站不起来。这个情况，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应该是明白的。可是现在，情况发生改变了，我们国家有条件、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我们再不思想解放，还不高高地站起来，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就会被时代淘汰！我们的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看清了这一点，多次讲话，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信鬼神，不受框框条条束缚，不照抄照转，不当收发室。我们难道还能面对阻力畏缩不前吗？今天，我到军报来，不光是为推动一篇重要文章的发表，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军报的全体干部、同志，一定要在这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走在最前列！

听罗瑞卿讲话的这两百名军人和工人，都明白讲话者的意思，都隐约知道了军报即将扮演的角色，一番窃窃私语后，便又是一番发自肺腑的掌声。

罗瑞卿在掌声渐次平息后，动情地说，同志们，我最近要安排一次出国治疗，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希望用世界最新的医疗技术，把我的腿尽快治好。我很想再次站起来啊，我想多下连队去走走去看看啊。部队建设的任务这么繁重，我不能老是坐轮椅。军报的同志们，你们是思想的前导，你们担负着冲锋号手的重任，你们的腿很好，你们要跑步前进！下一次我来看望大家的时候，我希望跟你们一齐跑步！

站列整齐的方队里，忽然响起一个激动的声音，那声音说，罗秘书长您一定能治好腿！我们盼您带我们跑步前进！

更多的声音说，对，我们一齐跑步！

罗瑞卿坐在高高的轮椅上，他再不说话，眼里噙满了泪花。

这一天深夜，罗瑞卿迟迟不睡，心里还是对明天的《人民日报》是否能同日转载《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放心不下。他深知《人民日报》也在高压之中，汪东兴副主席的“下不为例”的训话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硬性措施，都使得《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举步维艰。但是空间还是存在的，这空间就是报社从业人员对推进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渴盼，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憧憬。

罗瑞卿通过了解，知道当晚在《人民日报》值班的是副总编辑李庄，心里不禁一动。李庄这个人他了解，思想开明，更何况李庄还是把他罗瑞卿看作老师的，因为当年在延安“抗大”的时候，李庄是学生，而他罗瑞卿是副校长。有李庄在这天晚上当班，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罗瑞卿啜了一口热茶，还是把手伸向了桌上的电话机，他决定亲自给李庄打电话。

李庄在电话里回答说，明天早上的《人民日报》同步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

罗瑞卿这下子放心了，在床上躺了下来，却不知怎么总是睡不着。老伴说你今天到底怎么啦，他也没回答，披衣坐起，又摸起床头的电话机，要总机再接《人民日报》社总编值班室。

接电话的依旧是李庄。罗瑞卿问他在校对《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如果发现表述上有什么明显不妥的，也可以再作临时的紧急修改。李庄说已经校对完毕了，据他的看法，文章挺好，也挺有力量，没什么好修改的。这一说，罗瑞卿又放心了，于是再躺了下去，躺下去的时候他听见老伴在黑暗中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老伴后来在黑暗中说，你还想把腿彻底治好？就凭你这么扑腾来扑腾去的，你还能治好么？

罗瑞卿没有回答，他闭上眼睛，努力想使自己睡着，但整个脑子依旧很兴奋，一点睡意都没有。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又给《解放军报》打电话询问一切顺利吗，有什么异常没有，都说没有，他才放心，接着又第三次给《人民日报》的李庄打电话，这一次他是详细询问《人民日报》如何安排版面。李庄回答说，当然是安排在头版，是下半部分，用通栏标题。头版的上半部分，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会客消息，会见的是阿曼外交大臣。

罗瑞卿在了解完所有的这些情况后，才在凌晨时分逐渐睡去。

这也是一次领军打仗。既然是打仗，就必须精细而扎实。

他是军人，他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这一天的清晨就读到了《解放军报》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不由眼睛一亮。

他同时也看到了《人民日报》的转载、《光明日报》的转载，也知道新华社为这篇文章发出了通稿。

新华社发通稿的事，是王秘书告诉他的。邓小平放下报纸，感叹了一声，说，这是一次正面突击，罗长子真是大将风范。

邓小平所评价的“正面突击”与“大将风范”，对罗瑞卿及其直接领导的这次战役而言，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战役，《解放军报》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中国日渐沉寂的思想海面上所引起的冲天水柱，是极其壮观的。胡耀邦击掌叫好，《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与《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深夜通电话互相祝贺。

整个中国思想界一片哗然，连田志远也忍不住给前妻曹慧打电话，问《红旗》杂志准不准备转载这篇重要文章。曹慧的回答却是冷冷的。她说，随风倒的还能叫《红旗》？我们可不登这种哗众取宠的文章，胡绩伟与杨西光等着挨整吧。

曹慧说的话当然有来历，她是听熊总编透露给她一些情况，说中央主要领导对现在思想舆论界的一些出格表现很不满意，说华主席跟各地的负责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不表态”“不卷入”。汪副主席的话当然说得更厉害，他最近与山东省负责同志有一次谈话，在谈话里他明确地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汪副主席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曹慧在电话里语气严厉地对田志远说，老田你给我听仔细了，这才是中央的声音。

田志远听到这里，就忍不住自己的气，他对曹慧说，哪些中央领导说哪些话，我不管，我反正也没听到。只是这样宣传“文化大革命”，我是非常不赞成的。“文革”把全国经济都搞死了，大学也不办了，全国的公检法都砸烂了，各级政权都被冲垮了，科学家与教授都去扫厕所了，年轻人都去农村挖土了，这“文革”还有什么好宣传的？这话我不爱听。

曹慧说了一句“中央的话你都不听，你还听什么”，砰一声就挂了电话。

所有的这些压力，罗瑞卿都感觉到了。这几天他桌上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直接上门来拜访的人也有不少，说话都是压着声音的，但是罗瑞卿都没有往心里去，这些压力他早就有过预料，而且他在当晚打电话给米粮库胡同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向邓小平提及这些压力。他只是向邓小平报告了他想去西德动手术的请求，说是置换一个人工骨关节，西德方面表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手术成功把握，叶帅也同意他出国治伤。他说，我一定要把伤腿治好，我不能坐在轮椅上视察部队，也不能坐在轮椅上推动军队的思想解放大讨论，现在全国的形势这么好，我不能让我的伤腿拖住我，请求小平同志也予以同意。

邓小平接了这个电话，很是有点愕然，他当然是希望罗瑞卿早日治好伤腿的，也相信西德的医疗条件相比起来算是可靠的，但是罗瑞卿毕竟年岁已到了七十二，开这样的大刀，能有多少把握呢？如果越治越糟，那损失就大了。

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犹豫过，似乎一时失了方寸，他只是在电话里用不甚坚决的语调说，罗长子，你要治腿，我是赞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出国动手术，这要考虑。保守治疗，或许更为妥当。

但是罗瑞卿在电话里说，小平同志，我还是想试一试。现在形势催人，我不能再这么坐着了。

这一天晚上，邓小平又一次罕见地没有睡稳，他脑子里还一直盘旋着“西德、手术、伤腿”这样几个字眼。大儿子朴方的例子使他很有感触，一旦伤害涉及神经，这伤腿的复原就将是极为困难的。邓朴方的坠地与罗瑞卿的坠地，也有某种相通的地方。现在是否要进行革命性的手术，置换整个关节，也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和一个简单的决心。

第二天早起，他忍不住又与卓琳探讨了这个问题，说自己总有一种担心，罗长子这么做总有一点冒失。卓琳皱眉想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