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眨巴着眼睛不作声，曲径说事情是明摆着的，按他邓小平的说法，对毛主席的话这样理解也不行，那样理解也不行，那我们今后还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还怎么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你再看看关于“学大寨”的论述，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华主席怎么说呢？华主席说，我们要奋战几年，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他邓小平又怎么说呢？邓小平说，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这个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邓小平还说，大寨的取消集贸市场这一条，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这一条也不能学。

妻子有些慌了，问丈夫写下这些东西到底想干什么。曲径严肃地说，我写下的这张大纸，不是别的什么纸，是窗户纸。我就是要捅开这层窗户纸，我要提醒大家，警惕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再来一次“右倾翻案风”。

妻子临出门的时候说，老曲，求求你了，把这张纸撕掉吧。

曲径摇摇头说，你快去跟孩子睡觉，我还要再校对一遍，怕写错一个什么字。这张纸非但不能撕掉，我还要挂起来。

这张大纸果然就挂起来了，挂在总政宣传部会议室的北面白墙上。那个下午正好是总政宣传部机关的学习日，曲径挂起的这张米黄色的“语录对照表”，吸引了一屋子的目光。曲径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不是想说谁对谁错，我只是想说，党中央的话这么不一致，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是听主席的还是听副主席的？我们是部队，部队要听一个号令，只有在一个号令下，我们的准星才瞄得准，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同志们啊，这段时间，我们搞宣传工作的同志思想是越来越混乱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脑袋里经常是一团糨糊。

一个小时以后，这张米黄色的大纸，却铺在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办公室地上。警卫慢慢地推着罗瑞卿的轮椅，让这位军委秘书长把这张大纸上的字逐行看完。

这份“语录对照表”，是总政主任韦国清派人迅速从总政宣传部的会议室里揭下来，迅速派人把它送到了罗秘书长办公室。罗瑞卿读完了这张纸就想，自己应该立刻找这位曲副部长谈一谈。一个小时之后，曲径赶到了军委秘书长的办公室，他心里有点不安，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是批评还是理解？是训斥还是同情？曲径心里琢磨，估计是前者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位罗秘书长坐轮椅的现状就是由“文革”造成的，罗秘书长对“文革”应该说是一无好感；他复出后到军委主持日常工作，也是几个老帅老将力荐的结果，背后很可能有邓小平的推手，所以对他有偏向的政治态度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果然，他一进门，罗瑞卿就指着铺在地上的那份“语录对照表”问，曲径同志，这是你搞的吧？花了很多脑筋吧？

曲径立正说，报告秘书长，也没花多少脑筋，都是明摆的事实。

罗瑞卿说，你坐下，请喝茶。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会给部队的思想建设带来混乱吗？

曲径赶紧起立，但仍然语带锋芒地说，报告秘书长，不是我造成大家的思想混乱，而是中央领导不同内容的指示造成了我的思想混乱。

罗瑞卿想一想，说，曲径同志，你再坐下。你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你的任务是努力理清混乱的思想，而不是扩大混乱。就算领导同志有些话说得不尽相同，需要采用这种形式无限放大吗？你这样做，对工作能起到积极效果吗？

此时曲径的脸膛涨得更红了，他大声说，秘书长同志，我可以向您汇报我的真实思想，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们党内、国内、军内有一股歪风邪气，这股歪风邪气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否定毛泽东思想。

罗瑞卿皱眉说，你举例子。

曲径说，我举不出。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强烈。

罗瑞卿说，我很强烈的感觉是，你以后不应该再在任何学习会、讨论会、布置工作的会议上，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这样一条一条对立起来！

曲径感到了压力，但面容表情仍显得倔强，他说，秘书长同志，我明白了。

罗瑞卿说，各个领导讲话，各种文件，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问题而异，各有侧重不同。我们搞各种学习会，就是要了解讲话、政策、方针的前因后果、针对性和着重点。同志们经过学习、理解，再进行思考、消化，相互交流，才能够统一思想，便于开展工作。这个道理，你曲径同志作为总政宣传部的副部长，应该比我还懂。现在你在学习会上搞出这种对立的架势，甚至使同志们各有所拥而产生了对立情绪，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曲径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仍然昂着脸，似有不服。罗瑞卿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回去吧。曲径问我可以带走我的表格吗，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留下。这时候曲径的鼻子就轻轻地哼了一声，他敬礼后很快地退出了办公室。

他想，这个罗瑞卿，果然不出我所料。

罗瑞卿就是在曲径离开以后下决心紧急求见邓小平的。总政机关内部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导致了罗瑞卿的不安。从《解放军报》社传来的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严厉批评，更使他加重了思想负担。在这个当口，他很想听听邓小平的意见，同时也为邓小平的处境担忧，他知道现在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罗瑞卿没有想到邓小平为自己的拜见，竟会出门相迎。邓小平看着罗瑞卿从车内被人扶出坐上轮椅，便上前握住他的手说，罗长子又上门喽。我再三说过，你坐轮椅不方便，不要自己过来。

罗瑞卿说，我是怕不这样亲自登门相请，邓副主席不肯答应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我今天是专门为请您这尊真神来的。

邓小平边跟着轮椅向庭院里走边说，华主席不是已经在会议开幕式上讲过话了吗？我就不一定讲了吧？

罗瑞卿说，您是军委副主席，您怎么能不讲话？您一定要讲，就给三百八十多个会议代表好好讲一讲，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都来开会了，您给他们讲清楚一些问题，他们心里就都有底了。您就在我们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讲，做个总结性发言嘛。今天搬不动您这尊神，我罗瑞卿就不准备走了，留在您家喝小米粥。

二人哈哈笑起来，就在庭院里坐下，王秘书为客人泡上一杯绿茶。邓小平问，罗长子，你想要我讲什么呢？

庭院里花草间有几只蝴蝶扑闪着翅膀，然而罗瑞卿却没有欣赏的闲适心情，他一边让自己的秘书在庭院地面上徐徐铺开那张米黄色的“语录对照表”，一边说，现在讲话就要讲最要紧的话。目前军队的思想很复杂，甚至有些混乱，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现在急需邓副主席出来讲个话，以正视听。

邓小平说不用着急。罗瑞卿说，怎么能不着急呢？现在，军内有人公开指责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大毒草，是怀疑毛泽东思想的。

听罗瑞卿这么说，邓小平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说，《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起先我并不知道，后来听说中央内部有争论，拿过来看了看，越看越重要。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邓小平说到这里，就扭头看了看地上，见是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大纸，说，罗长子，你这是干什么，把大字报铺到我家里来了？

但是随后邓小平就收了笑容不作声了，他看懂了这张“语录对照表”的全部内容以及制作者的动机，后来也知道了制作者是谁。邓小平抬起脸，笑了一下说，我这位当年的部属很动脑筋啊。

罗瑞卿说，现在部队里不少同志都在传言邓副主席的讲话与中央的精神不符，有人还故意散布、扩大这种传言，比如这位制作“语录对照表”的同志。前几天，各大军区、各省军区都来问，《光明日报》怎么回事？《人民日报》怎么回事？中央负责同志最近踩刹车是怎么回事？邓副主席说的管用吗？您看这情况有多严重！

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是需要一场大讨论了。

罗瑞卿说，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邓小平说，思想是活的东西，判断思想是不是正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看它是不是符合实际。每个人都应该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早就说清楚了。没想到高举毛主席旗帜这么多年，却越来越搞不清楚旗帜蕴含的道理。什么说的不一样，该听谁的不该听谁的，连小孩子都知道，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嘛！

听邓小平说完这番话，罗瑞卿觉得自己的心踏实了不少，而邓小平最后表示他会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讲话，这更使罗瑞卿感到踏实。但临走时邓小平却对他说，把你带来的这张表格带回去，我劝你也不要把它收起来，仍旧还给那位同志。如果那位同志想继续张贴就让他张贴，道理越辩越明嘛。不同的思想拿到桌面上来好好讨论，讨论透了，是非曲直就清楚了。

送走罗瑞卿之后，邓小平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继续在这个五月的庭院里踱着圈子。他觉得，是该推动一场大讨论了，而《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抓手。既然围绕这篇文章有那么大的争议，那就不妨再说说透嘛。

一只蝴蝶落在邓小平灰色中山装的肩头，邓小平伸手掸了一下，看着蝴蝶闪着天蓝色的翅膀慢慢飞远。这时候他忽然想起胡耀邦来，胡耀邦有好些日子没有登门了，甚至也没打个电话来。邓小平知道，这是胡耀邦不想给自己添压力，本来胡耀邦是大可以跑来倾诉满肚子委屈的。汪东兴当面斥责的压力确实太大，但是胡耀邦硬是忍了下来，那个《光明日报》的杨西光也是这样，他们硬是扛着，既没有到处诉冤，也没有按照汪东兴与中宣部的要求写出检讨书。这两位同志，很不简单。

蓝翅膀蝴蝶转了一个弯又飞回来了，一直围绕着邓小平转。邓小平停下步子想，应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说些什么呢？必须说些斩钉截铁的话，必须斩钉截铁地讲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道理，比如“实事求是”，这个最基本的观点，为什么时下实行起来就那么困难呢？当然，面对时下的现实政治状况，这份发言，似乎也不宜针锋相对地点出“两个凡是”，时候还不到。

总之，这是一场思想战役。

在这场思想战役的某个环节上，是必须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

而且，邓小平想，这句关键的话，也必须由我来说。

否则，谁说呢？

事情很明显，如果“两个凡是”不被点清楚，不被反对掉，国家的任何建设事业都将是步履维艰的。

这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期拉得很长，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哩哩啦啦地一直开到六月六日，这也说明了部队政治工作在当时的复杂状况。

会议终于要在六月六日闭幕，邓小平精心做了准备，他要在闭幕式上做一个态度明朗的讲话，尽管主席台的正中会坐着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中央其他的一些领导同志。

当邓小平拿着发言稿沉着地走到发言桌前时，坐在台下第二排左边的曲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知道他的这位老首长今天当着华主席的面会讲什么。

曲径是一个礼拜前收到被退回来的“语录对照表”的，有人传给他话说“如果要继续张贴，也没有关系，真理总会越辩越明”，但他毕竟不敢再次张贴了，只觉得现在形势很微妙，各种力量都在那儿较劲，他要看一看再说。妻子晚上看他烧了那张米黄色的大纸后说，这就对了，你总算不是个二愣子了。晚上好好辅导儿子功课，你儿子的作文没有一句话是通顺的，我都读不下去。

坐在会场里的曲径早就掏出了他那册开本很大的工作笔记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邓小平的每句话都记下来。他想，如果邓小平现场说一些太出格的话，到正式发表的时候，肯定会被中央拿掉的，而这一取舍之间就会折现出问题的实质。

于是他听见邓小平这样说：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曲径手上的笔杆快速地抖动，他又听台上的讲话者这样说：我们不少同志，思想僵化得厉害。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

曲径记到这里，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他仿佛觉得这段话就是针对自己讲的。他想，难道我那天搞的“语录对照表”，邓小平也过目了？

这时候他来不及多想，又赶紧飞速地记录着报告者出语铿锵的话：同志们！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记录到这里，曲径忽然停了笔，他觉得自己没有精力继续快速地记录下去了，因为邓小平的许多表述仿佛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迫使他不能不浮想联翩了。他停了笔，呆呆地看着报告者波澜不惊的面容，脑子渐渐空白起来。下面的这一段报告，他甚至没有几句是入脑的，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出乎曲径意料的是，《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全文刊登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一句话也没有删改，非但如此，还配了一个很醒目的通栏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曲径在办公室里研读了好几遍，总觉得《人民日报》采取这样突出的标题来报道邓小平显得不妥，他忍不住给“中办”的老战友刘鑫打了电话，问《人民日报》那个胡绩伟是怎么考虑的。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都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怎么就邓副主席是“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的讲话不精辟、不重要？

刘鑫回答说，老兄，这种事情你就别刨根究底了，现在哪家报纸都有点思想倾向性。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有些胆大，对汪副主席的指挥总是有点阳奉阴违，《红旗》杂志的熊总编就比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