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那篇热情洋溢的《科学的春天》，在北大校园里也引起了学子们热烈的反响。已经入学近一个月的夏建国接连绘声绘色地朗读了好几遍，他甚至有了排练的冲动，想把这篇文章搞成男女声朗诵，在经济系举办的五一晚会上作为学生节目演出。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儿却令他有些心烦意乱，以至于完全打断了排练这个节目的思绪。

那是关于他递交的入党申请书的问题。

他在入学后的一个礼拜，就向系党总支递交了这份申请书。那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亢奋，初春的北大校园给了他一种喜洋洋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包括政治上的。他觉得自己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想在学校解决组织问题，以便毕业后更好地为国家效力。他的这个想法，当时就得到了任燕的鼓励。任燕那天下午甚至还赶到北大校园，亲自指点他应该怎么写这份申请书。

那天，任燕看着春风吹拂的大学校园，看着明亮的教室以及夏建国充满激情的脸庞，一迭声地说真好、真好、真好！仿佛除了“真好”以外，她再也想不出别的字眼。任燕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

任燕还对夏建国说，入党申请书交得越早越好，要让组织上早一点看到你有进步的要求，早一点安排考察，说不定你在学期末就能解决组织问题。据我所知，在大学里发展党员，是不会慢的，党组织对新党员是有数量要求的。

于是夏建国次日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且是直接递交到系总支书记手中的。但是，三个礼拜过去了，不仅没有任何动静，反而还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叽咕，说学校党委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在背后议论经济系新生夏建国敢递入党申请书，不知轻重，不懂世事。

这一下夏建国就傻眼了，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心里扑通了好几天，终于在三天之后抽了上午一节自修课的空隙，直奔学校办公大楼，一直跑到三楼，气喘吁吁地敲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门。

戴着黑边眼镜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人倒是挺和气的，一问明来意就拍拍对方的肩膀让他坐下，还从橱柜里找出了一只茶杯，问他习惯喝红茶还是绿茶，然后再一次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夏建国同学啊，你要求入党的愿望是好的，值得肯定，但是呢，你的情况，你自己有数，我们也都很清楚。当然，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一批人的问题。特别是你，北京公安局是有案底的，上面有明确的规定，请你体谅学校的难处。

夏建国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说，主任同志，请您评评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朗诵诗词也好，演说也好，都是在怀念周总理，都是在怨恨“四人帮”。现在您说，反对“四人帮”有错没错？

主任急忙回应说，当然没错，反对“四人帮”怎么有错？

夏建国说，主任同志，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小平同志也已经复出了，这就说明我们做的是对的，是革命行动。您觉得我这么说，可以吗？

主任说，你这么说，也不能算错。

夏建国说，既然没错，为什么不能同意我入党？

主任扶一扶自己的黑框眼镜，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又搓了搓手，说，夏建国同学，你应该明白，中央文件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定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前的政治要求。这个问题，不要说你们经济系党总支不能改变，我们校党委也不能改变，整个北京市委甚至我们全党，都不能改变。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我建议你回去多学几遍《人民日报》社论，你的思想慢慢就会通的，尽管这个过程有点痛苦。

夏建国听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愤，跳起来说，难道我夏建国就没有向党组织靠拢的机会了吗？

这位眼镜主任最后的回答是：假以时日吧，或许会有转机。也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永远没有转机。没有转机怎么办？那就在党外吧，在党外也能干革命嘛。

夏建国是强忍着情绪离开主任办公室的，泪花已经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但是他忍住了，他一点也不想让这位主任看见他的软弱。

怎么会永远没有转机呢？没有转机，我还能上大学？我还能坐在北大经济系的教室里？什么都是会有转机的。如果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要兑现，那邓大人现在还陷在“批邓”的漩涡里，根本不会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欢呼的人们招手。

他又想起了自己写的那篇高考作文，自己都觉得写得很好，主要是那篇作文不仅写出了一个事实，写出了一份感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写出了一种气势，这是一种呼啦呼啦往前推进的气势。这种气势，能改变许多东西，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

他想，我也要做其中的推进者，不然，这个国家没有出路。

他又想，应该尽快与任燕聊一聊。

星期天，夏建国就回了趟城。他约了任燕到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走一走，对任燕说了自己“主动出击”这一想法。任燕沉吟着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这么大的事，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政治上的风声仍旧很紧，意识形态工作是归汪东兴副主席管的。他三天两头找人开会吹风，说大家政治上要谨慎，凡是毛主席有过指示的任何事情，都不要随便用新的口径报道，谁出事谁负责，厉害得很。

这时候夏建国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中山公园星期天人很多，熙熙攘攘的，这两天有点“倒春寒”，气温不太高，还有不少游园的孩子啃着冰糖葫芦，嘴里嘎嘣嘎嘣响。

夏建国说，燕子，如果按照汪副主席这么个做法，我们国家的前途就没有指望了。现在邓大人推动工作的力度很大，你看，一个是教育，连我们这号人都上了大学；一个是科学，那么多科学家都解放了出来，许多研究工程都上马了。可就是有人到处都捂着，这也不让动，那也不让动。我感觉这种局面，是迟早要冲破的，我们年轻人还是要在冲破条条框框方面打头阵，就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

任燕觉得夏建国讲的很有道理。说实话，她佩服夏建国的，就是这种神鬼不怕的勇敢与魄力。一个男人就应该有担当，有肩膀，又何况是青年人？但是究竟怎么个做法，任燕一时也没有底，是街头演说，还是继续轰大字报，还是到天安门广场或者中南海门前去拉横幅呢？做这些事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呢？如果公安机关一干涉，一抓人，不仅没有什么宣传效果，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尤其是夏建国，好不容易成了北大学生，一下子整个儿人都赔上，就犯不着了。

夏建国也为此思索了好久。当他俩离开中山公园，一路逛到西四的护国寺附近，找个面馆坐下来吃一碗素面的时候，夏建国脑袋里已经有了主意。他把脸凑过油腻腻的桌面，悄声对任燕说，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在舞台上说话。

任燕诧异了，悄声说，演讲？再去天安门？这办法好吗？

夏建国说，不是广场演讲，是舞台演讲！我上海有个朋友叫宗福先，他是编话剧的，我不是好几次跟你说过吗，我半年前在上海避难的时候，就是小宗他们几个把我藏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那个小屋子里的。小宗听我讲了好几夜的天安门故事，都听得掉眼泪，他说他一定要写一出话剧，来演我们天安门呐喊的事。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我相信他这时候可能已经把剧本写出来了。我想抽个星期天连夜走一趟上海，他要是有了剧本，我们就拿这个剧本自己来演，我们就在舞台上喊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让首都人民都能听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自肺腑的声音，让大家听一听，这到底是革命的声音，还是反革命的声音？是害中国的声音，还是救中国的声音？

任燕觉得奇怪，夏建国怎么会如此别出心裁？舞台演讲，这能行么？但仔细想想，他这个想法也有一定道理。

夏建国这时候又激动起来，说我干脆今天夜里就动身，我坐夜班火车去上海，如果你能借我一点车票钱的话。我相信小宗的剧本一定编好了，要是没编好，我一定催他快点儿编，我简直一天都等不及了。

任燕掏出钱夹子，数出了几张大票给他，说只能委屈你买“站票”去上海了，又说，即使把剧本拿来了，演员怎么办？夏建国想一想说，这倒是个问题，但也不是很难。我们北大有一个学生剧社，很活跃，可以排演话剧。我甚至想过了，剧本里的主要角色，田源就可以演，他有真实经历，有激情，口才也好。我记得清明节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我作一首诗，他马上就朗诵，那个范儿，把人群都轰动了。我想，只要我把剧本弄来，剧社就可以悄悄地排演了，我可以把田源带到北大去。我们每天排演，田源没地方睡就跟我挤一个铺吧。他一定能演好。到上舞台公演的时候，他的腿伤也早已好了。

夏建国连夜就挤上了去上海的特快列车。在第二天中午，他敲开宗福先房门的时候，却见到了他的这位上海伙伴的毫不惊讶的脸。宗福先对他说，知道你会来找我，你放不下这个剧本。而这个剧本，我不仅写好了，而且已经修改过三遍了。

于是两人整整十个小时都在讨论剧本，讨论这部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讨论如何在上海与北京两地同时秘密排练，并且争取在民众的惊愕之中突然亮相舞台。宗福先深思熟虑说，我是准备豁出去了，你呢？夏建国跳起来说，还用问我？我本身就是你剧中的这个“逃犯”！

夏建国又在这一天的后半夜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特快列车，他怀间揣着的这一沓厚厚的剧本，就像他的心脏一样在怦怦地跳动。他幻想着即刻就要开始的排练，幻想着在舞台上演出之后所引起的全场哗动，幻想着公演以后自己的命运——鲜花或者是手铐，心里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

夏建国回到北京，没赶回北大，而是先到了自己的家，然后一头扎到了田源的房间里，与这位腿上打着石膏的伙伴密谋了个把小时。田源听夏建国叙述了这么一个富有创见的计划，乐得合不拢嘴。他说，建国哥既然看得起我，认为我能演好“逃犯”，我当然义不容辞。我的表演才能还是有的，我记得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唱歌跳舞了。说着他就动弹起来，随之又哎哟地大叫一声，显然是石膏里面的伤痛由不得他，这吓得夏建国急忙扶住他说，别动，别动，赶快把你的伤养好。你要是永远这么瘸着，就演不成这个戏了。

在北大剧社的一群学子悄悄而严肃地酝酿排演话剧《于无声处》的时候，一件同样严肃并且带着几分戏剧因素的事情，也在《光明日报》社的总编室悄悄上演。

这几分戏剧的因素，就体现在到底是该署名“评论员文章”发表这篇力作，还是该署名“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此文。这两者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如果采用前者，那这篇文章的发表就必须按规定报送审批，因为这篇文章的标题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在当时“两个凡是”的宣传口径下，显然这篇文章相当“反动”。到底什么是“真理标准”？难道不是毛主席著作与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吗？离开了毛主席的话，哪里还有“真理”呢？

杨西光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中宣部并没有规定“特约评论员文章”也必须报送到中宣部审查，因为是“特约”的，那就不是报社内部的人写的，而是从报社以外的单位组织过来的，在权威性上可能就要差一个等级了，报社便可自主决定是否发表。

杨西光觉得这个办法好，其他两位副总编也觉得这个办法好。因为说实话，这篇文章是从南京方面的来稿中发现的，最初确实并非报社特意组织撰写的，尽管编辑部为此改了好几遍，杨西光也动笔改过，而且他跟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讨论的时候，胡耀邦也提笔改过这篇文章。文章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就是胡耀邦添上去的，胡耀邦说加上“唯一”就更有针对性了。

杨西光把这篇文章最初的作者胡福明从南京请到北京反复作修改的时候，曾经告诉过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专门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当然，这是一步险棋。一旦发表，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眼里，这篇文章就是明目张胆反对“两个凡是”的居心险恶的大毒草。

杨西光不怕，这位年过六旬的安徽人有一股子闯劲，他受“四人帮”迫害被非法拘禁了七年，骨头已经硬朗，他做好了遭受政治上迎头痛击的准备。他当然也有点担心胡耀邦，胡耀邦是中央党校的实际主持者，又是中组部部长，他要经受的风浪可能更为严峻。但是，既然耀邦同志都决定豁出去了，他杨西光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杨西光在好几个晚上都跟妻子说过类似的话，说他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可能待不了太久，报社是个发表言论的地方，言论往往是要被治罪的，而他杨西光又是一个愿意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妻子季宝姗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笑一笑，不作声。她信赖自己的丈夫，这么多风雨都过来了，也习惯了，她只是提醒丈夫说，别的我不管，你少抽几根烟就行了，每天两包，怎么了得？我看，你的性命不会是被政治夺去，很可能是被你那要命的烟给夺去。杨西光笑笑说，好好，听你的，我每天就少抽一根行不行？

杨西光是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看中，而后安排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位置上的。胡耀邦觉得这位与自己同龄的杨西光思想敏锐，知识涉猎面广，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政治局面未来的发展，与自己都有相近的看法，于是果断向中央提出调任此人主掌《光明日报》。杨西光走马上任以后，果然很快就给《光明日报》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一些相关思想探索的文章得以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露面，尤其是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特别看重，视其为思想理论领域的一发重磅炮弹，其直接摧毁的目标就是“两个凡是”。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当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为了文章能够顺利面世，杨西光思虑再三，抽了好几包烟，才确定“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样的“安全署名”。这一带有某种戏剧因素的署名设计，也得到了胡耀邦的赞赏。胡耀邦在电话里说，西光同志，你的这个办法很好。事到如今，什么都不要顾虑了，我们两家同时发表吧。

这一天，胡耀邦走进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办公室时，脸色是相当凝重的。他推开门就问，清样印出来了吗？

几位年轻的编辑纷纷迎上来说，胡校长，您来得正好，刚印好。

于是胡耀邦接过了这份《理论动态》第六十期清样。醒目的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劈面而来。他浏览了一遍，说，通知印刷厂加班，务必在九日晚印齐。

因为《理论动态》是每月逢五、逢十出刊的，所以如果《光明日报》决定在五月十一号刊出这篇文章，那《理论动态》就需提前一天，也就是在五月十号刊出此文。这样一来，两家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把这发炮弹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