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方毅的这一汇报非常满意，接着他就提出了这次会议的第三个问题。他说，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发展科学事业，没有人不行。科技人员分两个层面：一是要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家，二是要有广泛的科技人才后备队。这就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之，需要队伍，需要人才。

邓小平稍作停顿，继续说，第四个问题比较具体，讲讲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也就是说，我们党要怎样领导科学技术工作？

要说这个问题，以及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个“雷区”。这个问题很容易涉及“是否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一顶重得不能再重的帽子。但是邓小平提出要讲的四个问题当中，偏偏又把这个问题列入其中。大家议论了好一会儿，觉得这次大会的主报告讲这四个问题，还是合适的，是击中要害的，是“新话”，是能够为大家鼓足劲儿的。

邓小平说，是啊，尽管二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胡乔木感慨说，小平同志啊，有了您这样一个提纲，这文章就好做多了。当然，要做好也不容易。

邓小平一听胡乔木说这话，就用手指着他笑着说，那就要看你这个党内第一支笔的本事喽。拿出个初稿来，我们再来商量。

会议结束之后，邓小平专门问田志远，说夏默同志是不是还领着一大帮专家在香山饭店编教材？田志远说是。邓小平说他们确实辛苦了，脑子也动得多，我应该去看看他们。田志远一听就高兴了，说小平同志要去看他们，那他们可真是高兴坏了。

这时候邓小平就喊住方毅说，方毅同志，我们一起去，让刘西尧也去。

果然，邓小平在香山饭店讲的一番话，使一百多位正在编写教材的专家们欢欣鼓舞。邓小平一开始就充满热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各位专家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一项功在千秋万代的大事业。我们常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而教材则是基础的基础。

邓小平说话的时候，已经变得和煦的春风正从窗外一阵阵掠过大厅，带来了香山青草的气息。

邓小平对大家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他深知重新编写教材的工作难度很大，过去“四人帮”把许多事情弄颠倒了，把人们的思想弄混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拨乱反正，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他最担心的就是大家放不下身上的包袱，不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工作，如果是这样，教材编写工作就不能够顺利推进了。邓小平的预期目标是，在一九七八年秋天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让全国的中小学生们都能够用上新的教材。

邓小平坦率地向大家谈了自己的种种想法，也谈了工作要求。他的讲话使一百多位专家一次又一次地鼓掌，有位老专家甚至在掌声中站起来激动地大喊，请小平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离开香山前，邓小平再次叮嘱送出大门来的夏默，编写教材，最关键的，既要解放思想，又要严谨求实。新的教材，要反映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要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总之，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夏默说我们一定照着去做，又说，您在缅甸与尼泊尔所作的、关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我已经原原本本地传达给有关方面，他们都很重视，说很久没有听到这么解渴的话了。

邓小平点点头，忽然又想起一件与夏默有关的事。因为国务院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急需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而夏默是这方面的专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点名要调他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所以邓小平提醒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夏默愣了一下，马上说，我随时听候组织调遣。

邓小平笑着对方毅说，你看，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是共产党员的风范，搞四个现代化，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素有“党内第一笔杆子”之称的胡乔木，很得意于自己拟就的《全国科学大会主报告》。他按照邓小平那天讲的四个方面的内容，精心写了上万字的稿子，铿锵有力，“新话”连连。

谁知这份讲话稿在征求意见的时候，汪东兴却表示了疑议。当然，汪东兴的疑议并不是针对这篇讲话稿的文采，针对的是内容，是提法，是观点中的那个“新”字。邓小平是在听取写作班子汇报的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

当时，方毅看着田志远说，田志远同志，你讲吧。

田志远于是汇报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稿，送交各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大多数领导都没有提出异议，只有汪副主席提出一些意见。

邓小平心中略略一惊，但又坦然起来。他知道，起这种思想波澜，也是自然的。

于是他微笑着问，哦，汪副主席怎么讲？

邓小平这么一问，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因为汪东兴的意见，他们都与田志远讲过，刚才进门的时候还在琢磨这事儿怎么向邓小平汇报。

田志远迟疑了一下，决定按汪东兴的原话说。于是他放慢语速，用清晰的嗓音说汪副主席的原话是：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邓小平仰在沙发上思考了一会儿。田志远看看方毅，又看看胡乔木，再看看邓力群，发现大家也都在看着他，于是他轻轻咳了一声，压低了声音说，您看，要不要根据汪副主席的意见，再对这份讲话稿作一些修改？

邓小平一摆手，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说着，邓小平看着一旁的方毅，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方毅便回答说，宣传部门有位负责人给我写信，对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个是个小问题，是文字错误，要求要改一个标点符号。

邓小平表示赞同，说文字错误，应该杜绝。

方毅说，第二个问题就不简单了。那位同志建议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邓小平微笑了一下，看着大家说，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对于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分歧，这一点邓小平早已料到。即便在理论界，对这个观点的讨论，也是十分激烈的。有人赞成，有人就觉得奇怪。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毛不是附在这张皮上，就是附在那张皮上，毛本身，怎么可以就是那张皮呢？

胡乔木与邓力群互相看了一眼，一时没有答话，但是田志远却朗声开口了。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在这次汇报前就做足了功课。他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说，根据资料，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毛主席在这次讲话稿中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将原来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以往的文献依据。

邓小平听到这里，就向田志远伸出手说把你的材料交给我，然后戴上自己的花镜，仔细地了这份材料，略有所思。

方毅、胡乔木和邓力群都很奇怪地瞅着田志远，不知田志远拿出这份材料来干什么，这份材料不是正呼应了汪副主席“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意见吗？

邓小平放下材料，看着田志远问，你怎么看？

田志远胸有成竹，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看法。他说，毛主席的这段话是五十年代说的，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和结构较过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能仅凭毛主席二十多年前的一段话，就简单地给现在的知识分子队伍定性。我赞成“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提法，这样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更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