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沿着庭院小径慢慢地绕圈子。没有风，只有几只鸟儿叽啾着落在枯枝上，然后又扑啦啦飞走了。

邓林支着一张画板在描画那两株枝干遒劲的“双龙树”。邓小平慢慢地走过她身边，忽然停步说，哟，草都绿了。一旁的王秘书疑惑地说，好像没绿啊，还枯着呢。

邓林说，老爷子说绿了，那肯定是绿了。王秘书您仔细瞧，有没有发现那些枯草之中已经浮现出一种淡淡的鹅黄色？那种鹅黄色再仔细看，又像是一种淡淡的草绿色，您看清楚了吗？

王秘书仔细瞧了半天，说倒也真有这个味道。

邓小平看着大女儿说，到底是画家的眼光啊，能看出名堂啊。

邓林说，老爷子，您的眼光比画家还厉害啊，每年春天都是您先发现的。她想一想，又说，老爷子，我昨天听您说，我们国家要迎来科学与教育的春天了。您是不是指马上就要召开的那两个大会啊，一个科学大会，一个教育大会？

邓小平笑了，说这又是你画家的想象了。然后他继续走路，觉得心情特别好。

这两个大会，是邓小平主抓科技与教育工作以来具有标志性的两个大会，一个叫“全国科学大会”，一个叫“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模都很大。

邓小平早就开始部署这两个大会了。这两个大会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关键是要开成“拨乱反正”的大会，在很多方面都要厘清思想，分清是非。这就能矫正方向，鼓舞士气，也就是“迎来科学与教育的春天”的意思。

起码在这两个重要领域里，人们能惊喜地感受到久违的春意。

所以，邓小平在这两个大会的筹备会上曾经明确地对方毅说，我主动请缨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已经半年了，两个大会是对这半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是科学和教育的一个新的开端。一句话，要开成拨乱反正的大会。

方毅当时感慨地说，这个科学大会，参加人数多达六千人，这种会议规模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恢复高考招生以来，教育战线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总之，科教领域这半年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啊。

邓小平点点头说，“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可不行。首先，参加两个大会的主角要明确，科学大会的主角是科学家，不是行政人员；教育工作会议的主角是教师，不光是大学教师，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师。关键是，要以这两个大会为标志，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至于我自己，还是那句话，给大家当好后勤部长。

这时方毅有点疑惑，马上问，我们是要按照这个精神，层层选拔大会代表？

邓小平明确说，开会耗费人力物力，一定要解决问题，要不开它干什么？现在还是问题太多，不是成堆，是成山。转折时期，解决问题靠什么？一是要解放思想，二是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怕犯错误。发现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我们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

全国科学大会，初步定于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随着会议日期的一天天临近，筹备工作越来越紧张，那几天的方毅几乎是忙得团团转。即便如此，邓小平的头脑中还是不断地冒出一个个新想法，并且他总是首先把方毅叫去进行布置。

那天，方毅被邓小平请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休息室之后，便又听见邓小平的一个新想法。邓小平说，这次开全国科学大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应该有一个报告。

方毅解释说，小平同志，郭老病得厉害，恐怕做不了。而且，据我所知，郭老也有顾虑，害怕说错话。

邓小平说，郭老德高望重，是中国科学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应该让他来讲话。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那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至今还家喻户晓，是不是影响大得很啊？

方毅笑起来说，是啊，我也记得。随后，他就抑扬顿挫地念起了郭沫若的那首诗：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邓小平点点头说，这首诗的影响，确实大啊。

这时候方毅的笑容却渐渐淡了下去，他小声地对邓小平说，不过，小平同志，郭老也写过一些文章。

邓小平立刻摇摇手，笑着说，我知道，他前年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嘛，我也记得。接着，邓小平也抑扬顿挫地吟咏起来：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听邓小平一字不落地念出了郭沫若写的那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方毅简直目瞪口呆。

邓小平说，也是好词啊，不是吗？

方毅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便小心翼翼说，那就还是请他来作报告？

邓小平说，他是诗人嘛，诗人是要抒发感情的。当时的政治情形，不允许他有别的思想感情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学学魏武帝，付之一炬。

方毅忽然开朗，说您说得对，就怕郭老本人不愿意讲。

方毅讲的这个问题，倒是一个实在的问题。邓小平知道，郭沫若的脾气有些固执，也很倔强，不过他的这种秉性，也是邓小平格外敬重他的地方。邓小平心里琢磨着，自己应当亲自上门去看望这位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中国文坛宿将，一方面是请他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出山讲话，他毕竟是中国科学院的现任院长；二来也得减一下他的某些思想包袱，错写过几篇文章，或者错吟过几首诗作，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待政治家尚不这样苛刻，何况是对待一个文人呢。

邓小平对方毅说，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吧。

时年八十又六的郭沫若住在北京前海西街，其居所是一处环境幽雅、二进深的典型四合院。这里原是清代大贪官和砷的花园，后来成为恭亲王奕訢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把王府和花园卖给辅仁大学，把此处卖给达仁堂乐家药铺作宅园。从一九六三年十月开始，郭沫若便居于此，安享晚年。

邓小平的登门拜访，使得郭家上下讶异不已，继而也十分欣喜。邓小平和方毅在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带领下，进入宅院东向的大门，走过甬路，向北进垂花门，接着就踏入了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前院有正房五间，西为会客厅，东为办公室、卧房，后院有十一间后罩房。院子中间，一株高大的银杏树根深叶茂。

郭沫若半卧在床上，一双棕褐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虽然看上去健康状况不太好，但是头发却打理得很整齐，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一看就是为了见贵客而临时换上的。

郭沫若一见邓小平进屋，就挣扎着要坐正身子。邓小平见状，两步上前按住郭沫若说，郭老，躺好，躺好。

郭沫若的神情显出了激动，他连声说邓副主席好、方毅副总理好，然后一时又说不出话，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于立群在旁边说，早上接到电话，说是小平同志要亲自登门，老郭的嘴唇就这么打哆嗦，一直打到现在呢。

邓小平点点头，扶郭沫若躺好。方毅帮忙搬把椅子放在床边。

邓小平坐下，问郭老身体感觉好些吗，郭沫若便说自己怕是好不了喽。邓小平马上安慰说，郭老，这么长的冬天都熬过来了，转眼就开春了，你要安心静养，会好起来的。

郭沫若直眼看着邓小平，叹息一声说，小平同志，我感触很深啊。您复出这半年多时间，主管科学教育工作，可是办了不少的大事啊。我虽然病重，但是都让他们仔细说给我听了，了不起啊。难怪总理临走的时候说国家的未来就靠你了，我当时就觉得总理的话里有千钧，他没有看错人啊。可是我后来又糊涂，胡诌了几句诗，脑昏眼花辨不明方向啊。

邓小平马上说，提那做什么？不要说您郭老，我、他方毅同志，我们这些人说错话、做错事，难道还少吗？现在“四人帮”抓起来了，他们的思想余毒也正在被肃清，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在好起来，都在逐步走向正常。我们马上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也是我国科学界总结经验、继往开来的一个誓师大会。郭老要是身体状况还许可的话，我倒是非常希望您能到大会上跟大家见个面。

听着邓小平这话，一丝光亮突然出现在郭沫若眼睛里，但慢慢地这束光就灰暗了下去。郭沫若说，我知道，全国科学大会，那是中国科学界的盛事。可是，您看我这病体残躯，怕是不中用了，大限将至喽。我这些年，白驹过隙，浑浑噩噩，多有不谐。现在是人未入木，心已成灰了。小平同志，您举办这些盛举，是要开创新局面的，老朽就不要再去有碍观瞻了吧？

听着郭沫若这么说，邓小平心里便有底了。他知道，郭沫若以目前的身体状况，到大会上去坐一坐，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郭沫若其实还是在看邀请方的邀请力度，而这种担心的前提，说到底，也是对自己前一阶段某些言行举止的一丝愧疚。

邓小平趋前伸出手握着郭沫若干枯的手掌，诚恳地说，郭老，您是我国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和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是我国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您从解放初就为科学界奔波，是科学界的元老。您在科学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您的那首“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哪，我们家里老老少少都能背诵啊，您的心与全国人民的心是跳在一起的。您看，我们这次科学大会，请来了全国各地的知名科学家，如果您这位科学院院长不为大家讲讲话，岂不如同好词少了半阕吗？那才是全国科学界的遗憾啊。

听邓小平这么说，郭沫若忽然老泪纵横，一旁的于立群立即递去了一块毛巾。

郭沫若擦干泪，看看邓小平，又看看方毅，叹一声，说小平同志啊，既然您这么看得起老朽，我一定把这个言发好。

邓小平笑了，说那就请郭老为这个发言取个题目吧。郭沫若顿时闭上了眼，沉浸于思索之中。他心里想，邓小平这次复出，主管科学，很有成效，且大得人心，这次科学大会不就是邓小平给中国科学界带来的春天么？春天，是一个多么使人充满期待与希望的词啊，不仅是一个词，也是一种境界。想到这里，他便突然睁开双眼说，小平同志，我想好了，我的发言题目就叫“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说这真是一个好题目，一旁的方毅也说诗意盎然、温暖人心啊。

邓小平又问，郭老，您准备讲些什么呢？

郭沫若郑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病入膏肓的人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告诉大家，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不能糟蹋知识和有知识的人！

邓小平临走时，又再次握住了郭沫若那双嶙峋的、依然是热量充足的双手，两双握在一起的手摇了又摇。邓小平想，郭老能够出席这次大会，能够这样讲话，可以说是为中国科学界的复苏增添了一抹春色，真是难能可贵。他又想，郭老毕竟年事已高，出席会议前后的方方面面的安排，一定要十分精细，要无微不至，一定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郭老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唱诵春天，这当然使人喜悦，但他的讲话仅仅是科学院院长的致辞，而这次大会的主报告要讲什么，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是：要讲一些新话。

事实上，邓小平早在一九七五年就萌发过开全国科学大会的想法，没想到时事变迁，这一想法当年落了空，而且一拖就是三年多。不过，邓小平也认为，此时开可能更有利，因为“四人帮”下台后的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鼓点和进军号更是十分必要。他也想，此时的中国，不仅科教领域，而且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都要开始一种新变化。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个契机，在大会响彻全国的麦克风前也应该有一些新话，而且这些新话要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都能产生推动作用。

连续几天，他在自家的庭院里一圈一圈踱步时，都在反复思索着这些“新话”。一些观点慢慢地在他心中有了雏形。

他于是请方毅、胡乔木、邓力群、田志远等人来到京西宾馆，跟他们讨论这次大会的主报告。京西宾馆已经确定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们的下榻饭店。

方毅一坐下来就说，关于这次大会的主报告，我们几个事先也议论了好几次，但是有不同的看法。后来越讨论心里越没有底，有些话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讲，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想请小平同志给定一个调子。

邓小平说，我今天把你们找来，也是想说说这个“调子”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新话”，那么什么是“新话”呢？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摸起茶几上的一支烟，整理了一下思绪，他看见大家都掏出了笔记本。邓小平吐出一缕轻烟，慢慢地说，我觉得，大会的主报告，应该讲四个部分。首先，要开宗明义地讲清楚：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胡乔木说对，这就切题了。邓力群也说开始部分这样讲，很好。

邓小平说，接下来，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

田志远眨眨眼睛，显得有些吃惊，说，小平同志，您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您还要提这句话？

这时候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邓小平脸上。邓小平又吐出一缕轻烟，环顾众人，笑着说，怎么，害怕啦？没错，一九七五年我提过这句话，后来毛主席没有表态，但是我至今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旗帜鲜明地阐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此外，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方毅连连点头说，对，是该说了。

是啊，邓小平说，今天，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全国科学大会就没有开到点子上。

胡乔木与邓力群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就对了，这就击中要害了。

邓小平说，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要讲清楚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大家要明确一个观点，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全心全意地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就是红，就是专。把专心搞科研的人说成是走“白专”道路，这是荒谬的。

说到这里，方毅就插话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这次全国科学大会准备安排陈景润作大会发言。

说起陈景润，邓小平忽然询问方毅有没有安排好陈景润的新居所。方毅介绍说，陈景润已经搬入位于中关村的一套“大三居”，很宽敞，光线也明亮，里面的家具也配置得一应俱全。方毅又笑着说，开始给陈景润看这房子的时候，陈景润还慌忙逃出来说“这么好的大房子不该是给我住的，可能弄错了吧”，后来听说是邓副主席亲自指示，院务会议郑重决定分配下来的，他才搬了进去，嘴里还不停地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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