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源双手扶着桌面，身体前倾，直视着那位工作人员说，你干吗要我走？你不答复清楚怎么行？我考得那么好，怎么会分数不够？你把话说清楚，要赶我可不行，我可是一门一门估过分的。你们想蒙骗我，天下没这个理！你再给我好好查查，肯定弄错了！

排在田源后面的几个年轻人说，叫你走，你就走，吵什么吵？让开，让开，该轮到我们查询了。

田源回头怒气冲冲地说，我事儿还没办完呢，你们的前途要紧，我的前途也要紧啊！

一听这话，后面几个人就动手了，使劲把田源推到一边，而田源也怒气上了脸，出手就跟这几个年轻人厮打了起来。一时间，半个办公室就哐哐当当地像是打雷，一伙人接连摔倒在地上，吓得招生办所有工作人员都赶了过来。招生办主任尖着声音大喊“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招生办里竟然打架了，成什么体统”，随后就把一身灰土、留着鼻血的田源带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里。

田源一边擦着鼻血，一边坐在小木凳上，嘴里还呼哧呼哧喘着气。他想哭，但是没有眼泪。招生办主任直到面前这位小伙子情绪有所平稳之后，才告诉他作文分数为零的情况，说你其他几门成绩都还不错，但是由于这个零分，总分就到了录取线以下。

田源说，我这么好的文章，居然给零分？我看阅卷老师是个白痴。

招生办主任笑了笑，慢悠悠地说，在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下，你竟在作文里宣称自己要做个司马迁，胡说一通政治，你这才像个“白痴”。小伙子你自己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田源想哭，眼睛里好像有了点儿眼泪，但还是挤不出来。招生办主任看出了小伙子的悲伤，安慰说，不过还没有定论，你还有一线生机。

生机？什么生机？

招生办主任慢悠悠地说，凡是零分作文，都要送到省里复议，现在应该快出结果了。你要是着急的话，也可以直接上昆明问问。

田源在第二天就赶到了昆明，问了半天路人终于找到了省教育局的招生办，可是工作人员的回答并没有令他满意。那位工作人员说，你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现在大家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省里也没法作复审，已经决定上报教育部了。

田源瞪着空洞的目光问，什么上报教育部？

工作人员说，就是我们无法定的事，无法定的事就得上报北京。

田源突然爆发了，举起拳头砰地一声砸上桌子，大吼一声，什么破大学，老子不上了！

工作人员呆了，所有听见响声跑过来的工作人员都一齐呆了。大家听见这个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的年轻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大喊，老子写了那么好的文章，你们还给零分，还说什么“县里不能做主，省里不能做主”，还要什么报教育部，你们这都是胡扯淡！上你们这种大学，老子还不如不上呢。

好几个工作人员上前七手八脚地扶住田源，连说冷静、冷静、冷静，你还是有希望的，你再等等。

田源却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说，你们难道都没长耳朵吗？老子告诉你们，不上这个破大学了，你们难道都没听见吗？

他十足咆哮了五分钟才安静下来，然后迈着冷静而坚定的步伐走下了楼梯。

田源走下楼梯的时候，耳边忽然很奇怪地响起了一阵提琴声。他知道，这优雅的琴声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他确乎听到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旋律。而且，他知道那旋律来自香港，拉着提琴的那位女孩叫吴怡茹。他想，她肯定是找到了她的舅舅，并且有了一把特别好的新提琴，已经开始了音乐般的生活。

而他自己，人生途中所有的音乐都停止了。

中央是怎么考虑这种问题的？我们这一类人还有救吗？邓小平不是已经出来工作了吗，难道他面前的阻力还是那么顽固？

破大学，不上了！田源走出大门的时候，又狠狠一拳砸在“云南省教育厅”的大木牌子上。

邓小平起了个大早，独自一人在庭院里散步。旁边放置的收音机里播放着关于高考录取情况的新闻。

边散步边听新闻，已经成为邓小平每天早上的必修课。

散步结束后，邓小平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一坐下就发现茶几上放着几封信和小女儿邓榕的一张字条。邓小平拿起字条来看，上面写着：爸爸，这是几个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给您的信，他们都因为政审问题没有被大学录取，请您方便时关注一下。

在邓小平准备看信的时候，王秘书火急火燎地走了进来，手中也捧着一摞信。王秘书弯下腰，把信放在办公桌上，轻声说，首长，这些来信都是反映大学录取问题的，大多数都牵涉到政治审查这个问题。

几乎整整一个上午，邓小平都在看这些信，皱拢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过，直到十点整，他站起来，走进庭院进行第二次散步。这次散步的运动量是二十个大圈。他绕的每一圈，都牵着信上那些求援的声音。那些声音，像粘连在树枝上的枯叶簌簌地响个不停。邓小平走到第十圈的时候想，这些问题是必须要干涉的。他走到第十五圈的时候想，明天就得请方毅和刘西尧来。他走到第二十二圈时，已经下了决心，下午就要见他们两个。于是他回转身，对王秘书说，临时请方毅和刘西尧来，就是今天下午，问问他们是否方便。

邓家的院子，绕行一圈是一百八十八米，王秘书与保健医生专门测量过。医生建议的散步圈数是不少于二十，邓小平也是严格按照保健医生的嘱咐这么做的，觉得身体累的时候会减少几圈，但有时候思考问题很紧张，也会不知不觉地多绕上几圈。王秘书经常远远地站着看，心里默默计数。这一次是走到了第二十二圈，邓小平才停了下来。王秘书于是知道，邓小平心里的某个主意已经很清晰了。

这时候，邓小平看见外孙女眠眠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了，后面跟着几乎一路小跑的卓琳。

眠眠说，爷爷，爷爷，您看我头上的小辫子。

原来眠眠头上梳了二十个小辫子，看上去就像个维吾尔族姑娘。

邓小平看到孩子就笑了，说，哎呀，真的有这么多的小辫子，小辫子是不是给人抓的呀？爷爷就要抓你的小辫子。

眠眠一听爷爷这么说就开始往回逃，一边逃向奶奶一边说，爷爷要抓我小辫子！

卓琳也笑了，护住眠眠说，奶奶保护你，不让人家抓你的小辫子。

邓小平远远地看着扑在卓琳怀里的外孙女，感叹一声说，小辫子都是怕人抓的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小辫子啊，是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抓小辫子的啊。

王秘书不明白邓小平指的是什么，只是点头说是、是。

卓琳看着邓小平的眉头有所舒展，心里就高兴了。她最担心的就是邓小平闷闷不乐，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长时间为工作所累、所苦、所烦，真是很伤人的。所以早上当邓榕拿着一摞信要放进父亲办公室的时候，她就试图拦阻过，说啥事儿啊，别动不动就往你父亲房里送东西，家里不是有规矩嘛。邓榕当时说，我知道规矩，但是这几封信不送也不行，都是考大学受政治牵连的，这种问题不能不关心。卓琳一听是这些问题，也就不吭声了，都是经历过政治漩涡的人，明白其中的甘苦。

下午三点半，十分准时，方毅与刘西尧的车就双双弯进了米粮库胡同。

二人一到，邓小平就问高考录取的进度，而听教育部长说“只剩下一些有争议的考生还没有作结论”时马上就追问，何为有争议的考生？

刘西尧看看方毅副总理，沉吟了一下，说主要是两大类，大部分是政治审查没有过关，还有一些是在答题过程中体现出阶级立场有问题的。

邓小平说，哦，是这么两个问题。关于“政审”，我不是已经说过“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吗？

刘西尧忙说是的，遵照您的指示，我们已经把条件放得很宽了，很多人因此得到了高考机会。不过，有几个硬性条件，至少目前，我们还不敢放。

邓小平问是什么硬性条件，刘西尧放低音量说主要是中央定的几个大案子。这时候邓小平的情绪看上去有点恼了，说你刘部长大声说嘛，你怕什么？

刘西尧赶紧坐正身子，提高了音量说，主要是中央定的几个反革命大案，譬如刘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我们统计了一下，牵连最多的还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因为当时参加的人数比较多，而且大多是年轻人，不少人被拘留审查过，有案底。这些考生的考卷和档案都集中到了教育部，我们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不予录取。

方毅担心地看看刘西尧，又担心地看看邓小平，他知道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满意的。

邓小平忍住气，又问刘西尧，那么你刚才说的答题中的“阶级立场”问题，又是什么意思？

刘西尧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放宽了处理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云南有个考生，在作文里议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攻击性的言论，这类考卷也都集中在教育部。大家讨论决定，根据您的指示精神，采取宽大处理，既不追究本人责任，也不把试卷作废，只把这一道题判作零分处理。

显然，邓小平对于教育部的处理方法是不满意的。他心里清楚，如果这篇作文判了零分，那么这份语文考卷也就基本作废了。

邓小平不说话，取一支烟来抽，抽了半根，还是没说话。方毅与刘西尧的情绪显得不安起来，刘西尧嘟哝着说，我们的做法可能是还有些问题。

这时候邓小平就开口了，他用沉郁的语气说，我们要对孩子们负责啊。立场问题，要作分析。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坚持“四人帮”立场的，坚决不能录取。属于思考和议论政治问题的，要慎重。我看你们应该多找一些人，对那些有争议的作文再复议一下。

刘西尧对此颇感为难，小心翼翼地说，邓副主席，我们都知道您关心考生，但是根据“十一大”精神，我们处理问题，也不得不如此啊。

邓小平忽然双眼一瞪，说，“十一大”精神要考虑，但是我们发布的招生文件的精神是否都落实了呢？

他看到两位客人的神情都紧张了起来，于是缓和了语气说，我常说，我们人才不够。从长远来说，要抓紧培养人才，善于发现人才。这次高考，给了我很大信心，就在于发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才。许多人抵制“四人帮”的压力，自学完成了全部的大学课程，有些可以直接读研究生，个别的还可以当研究员。还有一些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可以上大学。但是我们的录取工作，依然跟不上节奏。虽然文件做了规定，但实际上还是有过去的阴影，思想太不解放。这样不行。

方毅突然开口，小声问，小平同志，您的意思是再放宽政治条件？

邓小平一拍沙发扶手说，不错，现在录取工作的框框还是太多。古人都知道“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嘛，我们现在要建设现代化，一定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我看，目前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不能再看家庭出身了，“血统论”太荒谬。刘部长，你觉得对“走资派”的子女该怎么看？

看到刘西尧一脸为难的样子，邓小平解释说，我也是个“走资派”，组织上对我的一切处理，我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但是我的子女和我的错误没有关系，让他们受牵连，是没有道理的。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继续说，比如刘少奇案，当事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孩子是一名工人，工作、劳动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这次高考够分数线了，像这种情况，该不该录取？

说完，邓小平停下来，环视周围，看大家都不出声，他便自问自答地说，我看就应该录取。

方毅接口说，既然刘少奇的孩子能录取，其他老干部的子女就也没有问题。

刘西尧心里有底了，马上说，好，特事特办。

看到两位客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邓小平的心里顺畅起来，他决定进一步提出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于是他接上一支烟。方毅提醒他“小平同志，您可不能接连地抽烟”，邓小平却摆摆手说，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们允许我抽着烟说。两位客人都轻轻笑了起来，他们知道邓小平可能要说一些值得大家深思的话了。

果然，邓小平提到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说，还有一个，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我早就说过，这是个革命行动。现在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孩子们的前程。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虽然“四五运动”的彻底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但不能因此埋没人才，这件事在高考录取中反响特别大，群众意见也特别大。

说到这里，邓小平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地说，我听说延安有个北京知青，分数很高，够北大的线，作文都广播了，但就是因为参加过“四五运动”而不能录取。这样不行，会把人心伤了。城破了可以重建，但是人心伤了，可是一辈子都补不上的。

方毅一听邓小平如此评价“四五天安门事件”，态度也立刻坚决起来，说这一条我同意，这是个得人心的事情，干脆借这次高考把这件事情推动一下。

邓小平看着方毅说，你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这么做，就是一次推动。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招生录取中牵涉到政审的几个关键问题，都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得到了解决。

客人告辞的时候，邓小平带着满意的神情站起来。

方毅走到门边，又走回几步，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对我而言，教益颇深啊。我当初觉得恢复高考无非就是一次招生制度的转换，有利于选拔人才，保证高校生源质量。今天听您一番话，我算是全明白了，这可不仅仅是一次教育改革，更是一场新革命的开端。小平同志，您这步棋，下得颇具深意啊。

邓小平看着两位客人说，我们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场新的革命。进行这场新的革命，首先就是要解放思想，要敢于突破成规。恢复高考是第一步，这个决策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刘部长，你想想，如果不解放思想，这几个月的时间，咱们能完成这么大的改革吗？

刘西尧回想起这几个月发生的巨大变化，点点头，感叹说，开科教座谈会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啊。这几个月，多少事情啊，多少情况啊，多少难题啊，千头万绪，不过也干下来了。

邓小平笑着说，我早说过，事情啊，想明白了，只要抓紧，就不难办。孙中山先生当年讲“知难行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解放思想贯穿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录取、扩招、编教材都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我们走出一条新路打开突破口。教育部还得再加把劲，要把这个突破口开好。

刘西尧坐进汽车的时候想，教育部已经忙得人仰马翻了，还得“再加把劲”，这工作真是艰辛啊。不过想来想去，像这样“再加把劲”，也是应该的，相信教育部上上下下都会跟上来的。可能有些同志还有些不理解，会跳起来说这说那的，尤其是涉及“四五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已经把底儿摆明了，这个事情迟早是要平反的。我们的工作，照着这个思路走就行了，也没有什么好后怕的。

于是他对司机说，老金，开快点，回教育部。然后他又对坐在前座的秘书说，马上召开部委会，招生办副主任以上干部全体列席。你回到部里就马上电话通知。

秘书说，可能都在家里吃晚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