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球赛的中场休息时间，邓小平在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等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走进休息室，看望领队、教练、球员和裁判。

比赛的主裁判一走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就笑了，握着他的手说，你上半场吹得不错，但是香港队的那个越位你吹得有点问题，把人家一个必进的球吹掉了，很可惜。有时候，你们比场上的球员还重要，球技差点没关系，可以慢慢练，但是绝对不能有黑哨。一旦有黑哨，再好的球也踢臭了。

主裁判听着邓小平这样说，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说，邓副主席批评得对，我们很多年没有吹正式比赛，业务荒疏了，也紧张，没吹好，对不起。

没关系，别在意，下半场放开些，邓小平笑着说。

邓小平又向荣高棠建议，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并提醒他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邓小平又向在场的人表达了自己对于体育的看法，他认为体育对于人民群众，不仅是娱乐，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足球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竞技运动，可是现在的国际足坛是欧美两强相争，亚洲和非洲差距很大。

邓小平笑着说，足球要上去，我看没有别的捷径，只能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

荣高棠听着这些话不停地点头，心里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哪个领导人会这么说！这时候他听见邓小平又说，不是说努力就行了，要有具体措施，卧薪尝胆几十年，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下决心把中国足球搞上去。不然的话，老百姓要骂娘的。这个也是政治啊！

这话，分量很重，谁都听出来了，一屋子的人一时都不敢说话了。邓小平见到这个场面，笑了，一挥手说，走，看球。

田志远是在单车骑到中关村的时候，听到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匣子里播报邓小平副主席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看球的新闻的，一听就精神大振，心里想，老首长这次的亮相亮得好啊，群众的这种热烈也正体现了人民心里的期待。其实他昨天夜里就已经听到儿子绘声绘色的叙说，说那一刻年轻人几乎都喊破了嗓子，好多人脸上都亮着泪水。

田志远想，新的一幕就这么徐徐拉开了，整个国家都会有一种球赛的紧张。他又想，自己可要尽心尽力地帮助“踢好这场球”，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盼望着自己国家的成绩。

这一刻，自己赶来中关村找数学家陈景润，是不是也是一次必要的球场跑动呢？

他找半天，才找到了陈景润所在的中关村某单位。

在七拐八拐之后，田志远搁好自行车，推门进了一个锅炉房。这时候，他的眼眶忍不住就湿润了。

锅炉房条件十分恶劣，房顶滴滴答答地往下漏水，屋子的主人在地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接着，但是水早已溢出。靠墙堆满了麻袋，麻袋里装着满满的稿纸，根据纸的颜色推断，最靠墙边的两麻袋里面塞的都是主人最近才放进去的。不足八平米的小黑屋子里，还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整个屋子里，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一个身穿旧军装的男人俯在桌上，不停地在面前的稿纸上写着什么。

田志远小心翼翼地绕过麻袋和搪瓷缸子，走到桌前，拍拍坐者的肩膀说，您是陈景润同志吧？

那男子抬起头，脸色土黄，脸上烙上了深深的皱纹，眼神呆若木鸡，眼睛肿得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多日熬夜所致。

陈景润定定地看了田志远几秒钟，嗓音仿佛有些不耐烦：你是谁？

田志远赶紧伸出手，笑着说，陈老师您好，我叫田志远，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

陈景润没有搭理他，转过身，背对着田志远，继续在纸上不停地写着各种数字，像是在计算着什么，半晌，冷漠地问，有事吗？

田志远知趣地缩回了手，说邓副主席让我代表他来看望您。

听到“邓副主席”四个字，陈景润突地停了笔，抬脸看着田志远，眼神依然很迷茫：哪个邓副主席？邓小平？

没错，是邓小平同志特意派我来看望您的。邓小平同志现在管科学和教育，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可以向他汇报。

陈景润沉默了一下，苦笑一声，摇摇头说，同志，我不懂政治，我也不会写你们要的那些材料。我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请你不要打扰我好不好？

田志远心急了，加快了语速说，陈景润同志，您多心了，您是一个有贡献的人，党和国家有责任帮助您解决困难。

同志，我真的没有时间，请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谢谢你。说完，陈景润转过身，继续着未完成的计算。

看着对方这样的态度，田志远自知再待下去也无益，只能暂时离开了。

第二天，田志远就赶到米粮库胡同，向邓小平汇报了陈景润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目前的生活环境。

邓小平听了，怔了半天，突然愤愤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脸色铁青地说，像陈景润这样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你去告诉他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应该当一级研究员，要给他们配助理、配秘书，还要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有房子住，有办公室。还有，对于有突出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逢年过节，各级领导都要去看望慰问他们，了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应该成为一条规矩。

田志远迅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邓小平的这些话，心里想，好啊，好啊，陈景润的苦难和中国所有科学家的苦难看来都将马上结束了，这对科技界与教育界来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愿邓小平这些话完全算数，被不折不扣地落实。

田志远当天回到家以后，忍不住给《红旗》杂志社的曹慧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才明白，邓小平提出他要抓科学与教育是何等的英明，可以说，他是牵住了牛鼻子。

曹慧听不懂，说，什么牛鼻子啊，你在罗唆什么啊，你没有糊涂吧？

田志远不再解释，只是笑着问，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啊？那天在北海公园，你啪啪啪地跑了以后，我可是连着三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啊，小源都骂我怎么又把妈妈给气跑了。曹慧你别再窝杂志社的单人宿舍啦，儿子想吃妈妈烧的菜，你知道吗？

虽说是牵上了科学与教育的牛鼻子，但这个牵牛的过程却是艰巨而繁琐的。

眼瞅着科教座谈会的时间一天天逼近，还是有很多项工作抓不住头绪，方毅、刘西尧、田志远几个人日夜忙着，甚至都有点焦头烂额的味道了。终于，他们根据邓小平定下的四条标准，在与各省市地相关单位进行了拉锯战式的商量、谈判以后，定下了全国科教座谈会与会者的名单，共计三十二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八十二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三十一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对于一下子要召集这么多人到北京开会，教育部上下议论纷纷，很多人大惊小怪说，我们刘部长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做有问题啊，这些科技人员半数以上是在“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的，大多属于“白专典型”，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么多年他们都曾被下放到各省市，心里都很不痛快，再加上邓小平刚刚复职，此时聚在一块儿，很可能闹出什么事儿呢。邓小平难道不怕被人诟病吗？这年头，打政治报告的人多得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什么偏差，真可能会蹦出一大把一大把的反动言论来，恐怕他就很难再翻身了。

当然，除了怕闹事儿之外，关于与会人员的住宿问题，也成为筹备会议上大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标准高了低了似乎都不合适。方毅与刘西尧听了众人议论，心里没底，商议了一下，决定还是去米粮库胡同请邓小平定夺。

邓小平听了方毅与刘西尧的汇报，眯眼沉思了一会儿，忽然作出了一个惊天的决定：这次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而且小专家住单间，大专家住套间。邓小平说，就是要讲点排场。

刘西尧瞪大眼睛说，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这么高的标准呀。

邓小平站起身来说，就这么定了。中央工作会议是我们党内的会议，这次科教座谈会是党中央召开的谏言大会，是拜师的会议，当然要按最高规格来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一句空话，我看就从这次座谈会做起。经费紧张，我们这些人就不要占房间了，好不好？

方毅与刘西尧转过弯来了，连声赞好。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趟请示会是这样的结果。

还不止于此，按邓小平的意见，参会名单还要加几个人。邓小平举起手，缓缓放出手指，说，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他们都是有见解、敢说话的大专家。对所有与会人员，都要以中央名义发正式的邀请函，任何单位都不得阻拦。在外地的，最好派人去接。

方毅与刘西尧都明白，邓小平点将的苏步青教授和李国豪教授都是著名的科教人员。苏步青教授是杰出的科学家，被誉为“数学之王”，他在微分几何学和计算机几何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文革”期间被打成“卖国贼”，一度被下放劳动，那时的他已经年过七旬；而李国豪教授是著名的桥梁专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同济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关进牛棚审查。这两位教授均是吃了敢说真话的亏。

而邓小平这年头所特别欣赏的，就是敢说真话的人，何况还是大知识分子。

田志远在一名女教师带领下，走到了苏步青的房间门口。

偌大的一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伏在角落的一张书桌上，背对着门。女老师走到苏步青旁边，轻声说，苏老，北京来的田志远同志有事找您。苏步青闻言，回转身，直愣愣地看着这位陌生的来客。

田志远风尘仆仆。他是连夜赶到上海的。

他受邓小平委托，专程来请苏步青与李国豪两位教授赴京开会。邓小平对他说，小田啊，你必须当面去请。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数学所，原本是我国数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所之一，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苏步青教授被打成“卖国贼”“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学生宿舍关了六个多月，被批斗一百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