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社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是必然的。在田家与夏家所住的那个四合院里，也非常厉害地翻腾起了思想的浪花。那天早上，夏默出门买油条，顺便就买了一份报纸，而在两分钟后，他就激动地冲进了田志远的屋子，大声说，老田，看今天《人民日报》社论了吗？田志远举举手中的报纸说，这不就是吗，我也正在看呢。我看啊，这篇社论大有来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拿报纸指给夏默看，说，凡是……凡是……你看看，两个“凡是”！哎呀老夏，你就继续扫厕所吧，我也没法子再出来工作了。

夏默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老田啊，这可不是咱俩的事情，要是过去的事一件都不能动，整个国家都完了。我倒不是光说我家建国的事情，建国现在还被公安局关着，也不知道受着什么样的苦，高兰都偷偷哭了好几回了。我在想，比比国家，建国的事总还是小事。一个国家就这么“凡是凡是”地走下去，还能有什么出路？说实在话，我是很为我儿子骄傲的，他不愧是我们夏家的种。

你儿子不是夏家的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种，田志远说，我家小源也天天念叨着建国哥。总之，老夏，这篇社论是个信号，是一个国家没有前途的信号，这是中国巨大的问题。我看，我得向上级反映反映。

又找小平同志啊？

你们家高兰不是都说了吗，首长已经痊愈出院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儿。

那找谁啊？夏默问。

田志远突然一拍大腿，把夏默吓了一跳。田志远说，有了，我找王胡子去！

王胡子就是王震，夏默知道。田志远说，他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算起来他跟我也是老战友、老同事了。我知道中央马上有个重要会议要开，我想建议王胡子在会议上把这件事说一说。别人可能没有这个胆量，但他王胡子是有这个胆量的，他会说的。

高兰的泪水一直流到了除夕夜。

从腊月十三开始，北京人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祭祀、扫房子、蒸馒头、置办年货、贴福字，一直忙活到除夕。

除夕夜，大街小巷到处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不热闹。

可是高兰一直在默默垂泪，觉得这个除夕夜特别揪心。夏默走到床边，用手按着妻子的肩膀说，大过年的，别掉眼泪了。

高兰擦去眼泪，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不容易等到“四人帮”粉碎了，总算能过个团圆年了，谁知道又插出这么一杠子，建国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夏默说，我看建国做的还是对的，曹慧不是去帮着问了吗，人家说，过了年就能放建国回来，你别担心了。

夏建红一边听着父母亲的对话，一边耐心地拧了一把毛巾，帮坐在一把木椅上的刘妈洗脸。刘妈连着去诊所看了几趟病，吃了好几盒消炎药，也连着吃了好几服对面老中医开的中药，哮喘也不犯了，精气神回了不少，只是老人的神情还总是忧郁。夏建红知道这是她想念儿子金锁的缘故。

夏建红总是安慰刘妈说，金锁保不定已经回到凤阳了，我听隔壁的田源亲口说的，金锁说他要回村子带领大家搞生产。等您把这几服药吃完了，我就陪您回凤阳去。

这时候刘妈就点了点头，两行泪珠蜿蜒在脸上的那些皱纹里。

窗外有鞭炮响，一声接着一声，但是屋里的人却再也不发一言。原本应该一家团聚的除夕夜，却成为夏家度过的最为难熬的一夜。

田志远端着一盘自己做的红烧鱼放到桌上，可是答应除夕回家的曹慧却迟迟不见身影。田志远的厨艺其实很差，这鱼也烧得肉骨分离，不成个形状，但是家里过除夕，也总不能灶间不开火吧。

田志远看看时钟，已经过了八点，他推测曹慧又被什么事儿困住了，便冲着里屋的田源大声喊，儿子，不等你妈了，咱爷儿俩自己吃吧。

田源无精打采地走出房间，冲着父亲说，再等等吧，不是说要等妈妈的吗？爸，今天你俩可不许再吵架呀，大过年的，好好谈谈，破镜重圆算了。别老是一见面就掐，一分手就想，跟小孩似的。

让妈妈除夕回家过年是田源一再提出的要求，除了过年全家团聚的意思之外，田源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次家宴从妈妈嘴里探听夏建国被拘留的信息。他在电话里托了妈妈好多次，可是这个坚持革命立场的妈妈总是支支吾吾，没说答应去打听，也没说不去打听，直叫田源寝食难安。

想到建国哥哥在拘留所里可能遇到的拳打脚踢，田源就想哭。他好几次想，是不是我去派出所自首换出建国？这个想法后来却被任燕教训了一通。任燕说，你赔进去，建国也不见得能放出来，要么把你们俩都关在一块儿，你就陪建国多说说话。这一番话说得田源再也没有了声气儿。

田源看着爸爸端上桌的那盘鱼说，爸，您真没用，一条鱼烧得那么破，您跟妈复婚得了吧。父亲说，你这话应该对你妈去说，当初是她要跟我划清界限的。儿子说妈妈这么多年没有找别的男人，还不是心里有您还有这个家，这时候您作为男人就应该主动一点，这种话还要做儿子的来提醒您，没劲透了。见爸爸听了这话呵呵笑，田源忍不住又说，哎呀呀，我就纳闷了，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当初怎么就混到一起了？

田志远说，小子，英雄难过美人关，懂吗？想当初，你爸爸是“二野”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你妈妈不过是战地小记者，对你爸的感觉用得上“崇拜”两个字，这不是吹。

田志远话音未落，曹慧手提饭盒推门进来大喊，田志远，老毛病不改，又在儿子面前诽谤我！

田志远先是一愣，接着就赶紧笑着说，没有诽谤，哪敢诽谤你啊，夸你慧眼识英雄呢。

见到母亲，田源赶紧问，建国怎样啦？什么时候放出来？妈妈您到底打听过没有啊？您不是不知道，建国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曹慧坐下来，一边看着桌上那盘烧烂的鱼，一边瞪着儿子说，怎么没打听，妈妈腿都跑断了，我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事情吗？你以为电话都是保险的吗？真没见过你这样逼着妈妈犯政治错误的儿子。

确实，为了夏建国的事情，曹慧没少操心。她找了所有的关系，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消息，那就是市公安局在讨论对于夏建国的处理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放，认为根本就不该无限期地关着，这样做容易激起民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必须严厉惩罚，因为夏建国扒开的是一个火山口，对这种危险的首恶分子不应该手软。这样的会议开了好几次，最终意见才勉强统一起来，说是关一个时期就放人，最好是本人具结一份悔过书。而几天后消息就传来，这个被关押的姓夏的小子不仅不悔过，还在审讯室上政治课，把审讯他的两男一女教训得一愣一愣的。

田源赶紧打听到底什么时候放人，但曹慧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快了快了，而当她得知田源也参与了写那张危险的大字报的事情之后，冷汗顿时冒了一身。她说，小源你还是这么冒失，你不拿自己当个人不要紧，我可就只剩你这么一个宝贝疙瘩。田源赌气说，那您马上跟爸爸复婚，再把我弟弟生下来啊，或者生个妹妹也行。曹慧说我打死你。

田志远一边给大家盛饭，一边愤愤地说，我看这公安局是吃饱了撑的，还是“四人帮”那一套，随便抓人，无法无天。

刚刚从丈夫手里接过饭碗的曹慧，突然放下饭碗，站起来说，老田，这是政治，你不要瞎说！

田志远说，我怎么瞎说了？我眼睛可亮着呢。

眼看二人又要开吵，田源赶紧调和说，大过年的，你俩可千万别吵架，求求你们了，这么老吵架，妈您还怎么回得了这个四合院啊？我是巴望着您早点住回来，我都馋死您做的炸酱面了。不说我馋，我爸也馋，都十年没吃上您做的这道美味了。

听儿子说到这里，田志远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口水。

曹慧的炸酱面做得确实好，她是五十年代定居北京后向老北京人学的这门手艺。每次做炸酱面，她都把黄瓜、芹菜、豆芽、青豆、黄豆切好或者煮好作为菜码，然后把肉丁和葱姜放在油里炒，再加入黄豆制作的黄酱。把这样做成的炸酱以及菜码浇在面条上，就别提有多香了。田源自打懂事起就总是缠着妈要吃炸酱面，一礼拜起码得吃两次。

田源吃得高兴的时候，还会学着胡同里那些北京老人的腔调说一段关于炸酱面的顺口溜，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儿，芦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瓣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批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是面码儿。

看田源这么说着、唱着、跳着的时候，田志远与曹慧不止一次地说，这小子大起来肯定会演戏。看他一说话，眉毛眼睛都会动，是个角儿。

要不是“文革”突然轰轰烈烈地来临，一碗热腾腾的飘着奇香的炸酱面还得长长久久地放在这个小家庭的餐桌上，田源的顺口溜还得再乐呵呵地演唱一遍又一遍。然而，革命来了，革命连一碗炸酱面也容不下。

田源这时候赶紧为眼看就要大吵的父母亲灭火，求他们千万别在大过年里红脸，一边就急急地说，现在我先去给夏伯伯、高阿姨送情报去，你俩先聊着，爸爸您赶紧把我妈搬回来的日子定了，我看您馋炸酱面都馋得咽口水了。

说完，田源撒腿就跑，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接下来田志远和曹慧将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口舌大战，绝对不是他能劝得住的，炸酱面的香味与革命原则的严肃性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田源可不想夹在中间当靶子，还是溜之大吉为妙。

田源兴冲冲地跑向夏家，准备向大家宣布夏建国即将被释放的消息，刚绕过庭院假山就看见一个可疑的黑影犹犹豫豫地晃动在夏家门口，而且大老远就能闻到这个黑影身上所散发出的一股刺鼻的臭气。田源脑袋一炸，立即摆开一副格斗的架势，冲那黑影厉声问，谁，谁在那儿？

那个黑影听到身后有声音，便回头说，我来接我妈，我妈可能是住在这儿吧？田源说，你妈怎么会在这儿，你到底是谁？那个黑影说，那么夏建红是不是住在这儿？夏建红是下到我们那个村子的，我妈是夏建红的奶妈。刚说到这里，那黑影就猛然一声大叫，田哥，你怎么在这里？

这时候田源就认出那黑影是谁了，顾不得刺鼻的臭气，扑上去搂住对方的肩膀说，金锁啊金锁，原来刘妈就是你妈，快进门啊，建红和你妈这两天都在念叨你啊！

刘金锁居然是刘妈的儿子，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刘金锁来到夏家，被建红劝说着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为妈妈煎药、在院子里摆弄一些花草，也经常与田源聊起在宝安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夜，聊起月光下的那一排高高的布满了尖刺的铁丝网，也聊起那个翻过铁丝网的叫吴怡茹的姑娘，也不知道她在香港找到那个会炸油条的舅舅没有；田源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每每都从自己的小床底下拖出那个小提琴盒来看，说那个姑娘在香港可能已买了一把新的小提琴吧，说她舅舅如果开了个做食品的厂子，有了钱，肯定会给她买一把更好的提琴。也有几次，刘金锁独自出门去看看天安门和金水桥，看看贴满东单和西单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有时候还会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上好几圈，心里想着革命先烈以及关于自己家乡破败的土地这样的事儿，心间复杂得很。他几次跟夏建红说，我带着妈早点回村子吧，我也想过了，该带着乡亲们冬天修一修水利，来年还得种地，庄稼人就是靠土地活着的啊，不好好伺候土地怎么行？我不能就这么闲住在城市里。夏建红只是说再住一阵吧，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北京，也过过首都的日子吧，要回去咱俩一块儿回去。说实话，你舍不得那儿，我也舍不得那儿。

这一天，夏建红正陪着刘金锁坐在冬日的阳光里闲聊，忽然就听得外面有一个粗壮的声音在喊，你家建国回来啦！两个人便触电般地跳了起来。

夏默也从里屋冲了出来，喊着说，是建国回来了吗？

果然是夏建国回来了，头发很长，脸瘦了一圈，身上也有一股像刘金锁初来时那股刺鼻的臭味。那个姓陈的派出所所长，临走前指着夏默提醒说，喂，老夏，你听着，你儿子放是放了，还得叫他每周到我那儿去点个卯，这叫监管。

一定，一定，我们监督着，夏默连连承诺。

一旁扶着夏建国的田源大叫，陈大所长，您就不怕累着，您监管得过来吗？

陈所长被噎着了，说，你小子怎么说话的？

冲出房门的田志远这时候马上狠狠地拍了儿子一下，一声喝，混账话！你还不赶紧陪着建国剃头洗澡去！

夏建国剃头洗澡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与院子里的伙伴们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拘留所里的种种情况。他说，挨打倒没有过，挨骂是每天都有的，同牢的犯人里也有对我动手动脚的，不过被我反击了之后就显得老实了。他对同牢的犯人以及看管自己的警察说的都是同一类话，那就是：爱国没有罪，希望中国富强没有罪，希望邓大人重新出山没有罪。他甚至有时半夜三更也会喊几句口号，让那些看管人员不胜其烦。夏建国说，我就是要吵闹，看他们能把我怎么地，毙了就毙了，作个教材教育一下全国人民也好。以后的史书，会承认我是“烈士”的，绝不会是“现行反革命”。

整个四合院里的伙伴都为夏建国感到自豪，只是田源说，建国，你以后再也不能一个人去这么干了，说啥也得带上我，我也是愿意做烈士的“种”。

哥哥建国回家之后，夏建红却寻思着要回安徽了。

那天早上，她拉着刘金锁走了一趟故宫。她说，故宫，你值得看一看，别到北京一个多月了，连皇帝坐的金銮殿都没有见到。

刘金锁眼望着金銮殿，倒真是有点走神，双手叉腰，瞪眼看着，硬是不肯再挪步了。夏建红说，走啊，你在想什么呢？刘金锁说，我在想，我们凤阳的皇城要是没有毁掉，恐怕比这紫禁城还要大呢。夏建红扑哧一声笑了，说我看你在广东宝安的铁丝网上扑了一下，真的就扑出邪来了，你在琢磨些什么呀？

刘金锁却笑不出来，心里翻腾得厉害。六百年前，乞丐皇帝朱元璋在凤阳营造了中国第一都城，那叫“大明中都皇城”，当时凤阳人统一了全中国，之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把皇城建到了北京。但是六百年后，凤阳人却在全国各地唱花鼓，有的还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要饭。

凤阳人怎么会这样？这时候的刘金锁，突然就觉得自己脑门子上的一根青筋突突地跳了起来。他把目光从金銮殿收回来，突然回过身用双手抓住夏建红的肩膀，咬牙切齿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还不如一个封建时代的小和尚？那小和尚倒有办法让农民都跟着他走。

夏建红吃惊地望着刘金锁，感觉自己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他。夏建红说，金锁你是不是急着回凤阳？

她后来又说，金锁，你是好样的。

王胡子确实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话了，他的发言直截了当。

在这之前，田志远跟他长谈了一次，直说得两个人把两瓶二锅头都干得底儿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