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也激动了，右手在口袋里不断地摸索着。卓琳知道他在找火柴，便替他从口袋里拿出火柴，准备给他点烟。邓小平自己接过火柴盒，信步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邓小平走了几步，又走了几步，手不再微微发抖。于是他取出一根火柴棒平静地划了一下，凑到嘴边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他望着空中，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这是他在全家欢乐的气氛中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的准确性却是实实在在的，要是“四人帮”真的上台全面执政，死命把中国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条道路上推，邓小平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如刘少奇一样，那是无法想象的一幕。

当代中国的这个命运拐点，真是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一想起就让人惊心动魄。

邓小平决定写一封信。

已经进入三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年之中难得的雨季。细蒙蒙的雨丝散落在地上，带走了这一年残存的燥热，给人们带来了明显的凉爽。

这些天，邓小平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专心地写这封信。卓琳熟悉邓小平的习惯，除了照顾他的饮食外，尽量不去打扰丈夫。她知道她那位“老兄”的这封信，是写给华主席与党中央的，非同小可。

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那天，邓小平写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有些激动，便站了起来，点燃一根烟，在屋里来回踱步。

他想到了很多，甚至想到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投身革命的所有不平凡的年月。他想到了巴黎，想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想到了自己隐蔽在上海租界里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那些“步步惊心”的岁月，也想到了百色，想到了风雪弥漫的大别山，想到了进入北平以后的辛劳，想到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但又顽强站起来的那些日子，想到了那条位于江西南昌附近的崎岖的“邓小平小道”，也想到了协助周总理“整顿”国家山河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他想，我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地步，我还能为我的党、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做些什么。

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上了这么一行字：

我要高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他知道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欢呼，他要为人民做事，他认为自己还具有这样的能力和目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确实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这些想法，他这几天都没有跟卓琳清晰地谈起过，跟孩子们一起围桌吃饭的时候也未有丝毫提及，但是全家似乎都知道这位老爷子想做什么。当“老爷子”把自己安静地关进书房的时候，大家的脚步似乎都明显地放轻了。

这封信，邓小平是请驻守在前院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转交的。他与刘鑫握手，郑重地递上信，嘱托刘鑫把这封信直接送交给汪东兴，并由汪东兴转交给华国锋。

刘鑫表情严肃，双手接过信，敬礼后随即转身离去。看着刘鑫的背影，邓小平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但就在这个时候，回到家的小儿子质方，忽然向父亲叙说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消息。质方俯在父亲耳边说，老爷子，现在上面的精神是要集中批“四人帮”，但还要连带“批邓”；对“四五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而且，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

邓小平听小儿子讲完，久久没有吭声，脸上也是波澜不惊。他心里想，肯定是这样的，目前也许只能这样，华国锋有难处。

但是，他又想，所有的难处，都是可以慢慢化解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个信念告诉此刻站在他面前的神色不安的儿子。

响在全国喇叭里的声音，还是这样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继承遗志”，另一个是“继续批邓”。夏建红走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到临淮关火车站，火车站里的大喇叭也主要是播放这两个声音，捎带着播放火车的进出站时间。

大喇叭里播放的所有声音，夏建红几乎一句都没有听见，她只是在车站内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踮脚眺望。她此行的目的很简单：找到不辞而别的刘金锁，带他回村。

凤阳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古有帝王之乡、明皇故里之名，但那几年却是穷死了。凤阳本来就穷，不穷也不会出那位造反的皇帝朱元璋。但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确实穷死了人，因饥荒而死的农民不在少数，操起花鼓拖家带口纷纷逃向外省要饭，似乎成了这一带百姓唯一的生路。而临淮关火车站也由此变成了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必经之路。

可是偌大的县城，想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夏建红茫然四顾，看见火车站内外到处是携老扶幼外出逃荒的农民，那些挂满了灰尘与皱纹的脸上都传达出一种共同的表情：沮丧与不安。每个人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望着列车出发的时间，就像望眼欲穿的思妇在盼望着丈夫的归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个熟悉的身影始终没有在嘈杂的人群***现。

忽然，夏建红觉得背后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不由得惊喜万分，一面转头，一面脱口而出叫出了刘金锁的名字，但没想到眼前站着的，却是自己久未见面的哥哥夏建国。

看到了亲人，夏建红一天的委屈顷刻间全部爆发出来。她一把抱住哥哥的脖子，眼泪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

在凤阳明皇古城墙下的小饭店里，夏建红激动地与来自北京的哥哥聊个不停，而饿极了的夏建国却有点心不在焉，看到窝头一上桌，二话不说抓起窝头就往嘴里塞，还说这红薯面做的窝头很筋道，将来日子好了，没准儿还是个稀罕食品呢。刚说到这里，夏建国觉得自己的后背被人触碰了一下，回脸一看，原来是一个要饭的老妇人正向自己伸出一只干瘪的手。

老妇人骨瘦如柴，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两只深邃的眼睛陷了下去，双手微微颤抖着，始终不说话。

夏建国见老人可怜，从兜里掏出一毛钱。老妇人始料未及，双手紧紧地握着夏建国刚刚施舍的钱，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弄得夏建国很不习惯。正准备感叹呢，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群乞丐竟然蜂拥而上，十几只手一下子伸到了他的眼前。夏建国一时不知所措，连忙去掏口袋，可是口袋已经见底了。夏建红见形势不妙，一把拉住哥哥的手，撩开众人就走。乞丐们围住不放，有的径直来掏夏建国的口袋。兄妹俩奋力突围，好不容易才冲破重重人群。

这么大的要钱阵势，夏建国还是第一次经历，真可谓触目惊心。站在昏暗的古城楼下，惊魂未定的夏建国呆呆地望着城楼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感叹：老话说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这才几百年呀，想不到大明朝的龙兴之地就成了这个样子，看来又要揭竿而起了。

夏建红说，揭竿而起还算有点血性，那些口口声声要带领乡亲挖掉穷根，一遇到困难就拍屁股走人的叛徒才是最可恨的。

夏建国猛然一惊，脸刷的一下就白了，语气中带着几分惊慌与不安问，谁是叛徒，建红，你说谁呀？

夏建红也被夏建国的反应吓了一跳，吞吞吐吐地说出“刘金锁”三个字。知道妹妹说的不是自己，夏建国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恢复了平静，说金锁不是刘妈的儿子吗，他跑哪儿去了？

说是去广东那边“逃港”，要去体验一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夏建红不屑地答道，说完还觉得不过瘾，又补充道，这不是叛逃吗，抓到了是要杀头的，刘妈都急死了。

听到“香港”二字，夏建国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田源的样子，心里嘀咕着，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倒犟到一块儿去了！

夏建红看着若有所思的哥哥，一脸的迷茫。

此时，夏家两兄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距离安徽上千公里外的一个小集镇，田源和刘金锁这两个性格倔强的年轻人，果真碰到了一起，更奇妙的是，他俩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生死之交。

“逃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名词？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有将近一百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一“逃港”现象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说起“逃港”，还颇有讲究，按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一般来说，大家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所以，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很多“逃港者”必经之处。

而离开北京后的田源，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逃往香港。

经过多日的奔波，田源终于来到了“逃港”的必经之地——临近深圳湾的小集镇宝安。

宝安小镇破旧脏乱。市场内，有不少身上挂着“偷渡犯”的牌子、被民兵押着扫地的人，这些人好像习以为常了，互相嬉笑打闹着，一旁的民兵也不以为意，各自做着自己的事儿。短短几天，小集市就爆棚了，一下子比平时多了几十倍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外地来的年轻人，年纪和田源差不多，看样子都是来“逃港”的。

集市外一棵大槐树下，身着一身旧军装的田源从挎包里拿出一只烧鸡和馒头，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虽然经过多日的奔波，烧鸡已明显发酸、发黏，一撕开，肉丝与肉丝之间能看到明显的黏稠物；而馒头就更惨了，发酸不说，已经咬不动了，需要用力啃。不过，这些丝毫不影响田源吃掉它们的心情，在这样的年代，有吃的就不错了。就这，还是母亲曹慧在一个多礼拜之前，托人弄来悄悄塞给自己的。母亲知道自己爱吃肉，但是这年头能爽爽快快地吃下一块儿肉，是很奢侈的事情。想到这里，田源越吃越香，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还没等把这只小小的烧鸡吃完，就把烧鸡的一大半给了一个叫吴怡茹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名字也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小姑娘根本就不会说话了，饥饿让她晕厥了过去。她晕厥的那个门洞子，就在离田源七八步路远的地方。田源是在咀嚼中不经意地看到这个歪倒在门洞边的姑娘的。那姑娘当时脑袋就耷拉在胸前，两只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小提琴盒。

田源后来才知道，这个吴怡茹来自广西百色，那也是一个贫困的地方。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姑娘是被迫“插队”到一个极度贫困的小山村的。在那里，她不仅受到饥饿的折磨，还受到不少汉子的调戏。总之，那种地方是不能待了，所以她也下了狠心。一个会拉小提琴、怀有艺术理想的小姑娘决心“逃港”，这是田源所没有想到的。

田源扶起这位姑娘，把半只黏糊糊的烧鸡递到她嘴边之后，才慢慢知道了她的身世。

最后，田源把仅剩的一个馒头也掰下一半让她吃了。吴怡茹的眼睛亮起来以后，才发现这位好心的大哥自己还是饥肠辘辘的，突然觉得非常惭愧。

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穿着破棉大褂的小伙子，蹲在他们身边，然后递出一个军用水壶给姑娘说，妹子，喝点水吧，别噎着了。

姑娘看着这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神色有点犹豫。一旁的田源看着这位送水的小伙子，也很纳闷。而这位穿着破棉大褂的小伙子一下子脸红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送水这个点子烂到极致，可是为了填饱肚子，也豁出去了，于是他直接说出了来意：惭愧，我们不认识，看你是个好心人，想找你讨吃这半个馒头，我实在是太饿了。

田源二话不说，就把自己这半个馒头递给了小伙子，同时示意吴怡茹喝那军用水壶里的水。

田源问那个一口就吞下半个馒头的小伙子，叫什么？哪儿来的？

这个小伙子便是夏建红苦心寻找的刘金锁。刘金锁自从离开凤阳之后，本想逃往香港谋个出路，没想到却被困在了广东省宝安县，一时间陷入绝境。

对刘金锁来说，从安徽跑到广州，再跑到宝安，这一路确实艰难。正是能吃能喝的年纪，可是每顿饭只能啃一个高粱面馍，整整吃了小一个月，就是铁打的身子也难以扛住。就这一袋高粱面馍，还是出门前母亲用家里仅剩的高粱做出来的。其实，刚才从田源掏出烧鸡和白花花的大馒头那一刻起，刘金锁就盯上了田源。但是没想到，田源会用大半只烧鸡和半只白馒头救助那位饿晕的姑娘。这种仗义，顿时就让田源的形象在刘金锁的眼里变得十分高大。

三人在宝安尘土飞扬的小路口相识，话题马上就集中在如何“逃港”上。田源说自己已经打听过了，这个镇子往西一点就是深圳湾，顺利的话，游上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对岸的元朗，那地儿就是香港了。夜间泅渡，是最有把握的一种方式。但边防军也管得比较严，会开枪，弄得不好要死人，所以刚下水的时候要游得快一点儿。

我不会游泳，吴怡茹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想晚上趁着人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扑网”。

“扑网”二字一出，刘金锁首先就惊了，急忙说，“扑网”？妹子啊，你可要想清楚，那可是九死一生啊！

姑娘眼眶红了，说九死一生，也还有一生，总比再回到那山村受侮辱强。

姑娘说出的“受侮辱”三个字倒是又一次引动了田源的恻隐之心。姑娘扑簌簌地流着眼泪，哽咽着说自己下这个“逃港”的决心也是不容易的，要真有别的办法，一个女孩子家哪里肯走这条险路。据她说，实在是城里回不去了，没有家了。她父母在批斗大会后的一个礼拜内相继死去，而在乡村，生产队里的那几个汉子几乎夜夜到她的窗口敲窗，有一次还用石头砸门，吓得房东大娘抱着她哭，说孩子你还是走吧。想来想去，自己有个舅舅在香港，听说也是很早就从大陆跑出去的，在那里靠炸油条为生，后来又做面包，挣了钱之后就开了一家食品厂。不管他目前在香港混得好不好，终归是自己的亲舅舅，好歹有个依靠。所以无奈之下，还是决定跑香港投靠舅舅，于是连夜逃离了大山。她哭着说，我也知道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我哪里想背叛社会主义祖国？可是我实在没有活路了呀！即便让我离开山村，回到城里，给我找份工作，可是有“父母畏罪自杀”这顶帽子，有亲舅舅在香港的这顶“海外关系”帽子，我哪里能有什么政治前途啊？即使日后嫁了人，也得影响对方一辈子；即使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影响孩子一辈子，甚至孩子的孩子一辈子。我是没有办法才跑到宝安来的啊。再说，从小我爸爸就盼着我做个音乐工作者，我到了香港之后，舅舅或许还可能帮我实现这音乐梦想。

听到这里，田源已经是双眼饱含热泪，使劲忍着才没有让泪珠流下来。他只是用简洁的语言对刘金锁说，咱俩就陪这位小妹去“扑网”吧，就这样定了，别犹豫了，啥也别说了。

刘金锁却依然犹豫，他说，我打听过，“扑网”的成功率不高，还是游界河比较有把握。我以前有好几个同学都是从那边的界河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