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好像希望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汪东兴向大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接着又去开另一扇门。

脚步声由远而近，继而传来广东普通话“请”和山西普通话“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手拉着手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会议室，这个特殊的举动让屋里的人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叶剑英并未说话，而是面目慈祥地向华国锋点了点头。

华国锋心领神会，显得激动并有些紧张地大声说，同志们，在开会之前，我宣布一件事。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帮”已经全部被扣起来接受审查了。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神情有的吃惊，有的惊恐，有的欢喜。约半分钟后，李先念兴奋地带头鼓掌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开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华国锋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他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就解决。但是他们太猖狂了，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十月十号搞政变。上海不仅给民兵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和叶帅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所以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这场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大分裂、大流血、大倒退。

会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时的叶剑英终于坐不住了，他用力地挥手说，今天我们应该高兴。我们做了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会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所以我要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毛主席。“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他们的势力还在。为稳定局势，这件事现在还不能公开，要严格保密，层层传达。今后怎么办，更需要周密谋划。当务之急是要稳住上海。

李先念站起来说，国锋同志、叶帅、东兴同志，你们为党、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比天还大的大好事。从现在开始，政治局里没有障碍了。有什么事情，咱们一件一件地议，今晚我们通夜办公。

掌声响彻玉泉山，遍山的红叶簌簌打颤。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六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整整开了七个小时的会。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策，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从这一天起，历经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这是中国的一个崭新的黎明，可以把一山的红叶看成满天的红霞。

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这一天的紧张与激烈，邓小平当时一无所知，尽管他对时事的动荡早有预料。

然而，对宽街的邓家而言，这一夜也过得很不平静。

这一夜，邓小平提议的家庭会议开了很久，气氛一直保持着紧张和严肃。

这一夜，全家人都聚在邓朴方的房间里。邓小平在家庭会议一开始就这样对大家说，把大家喊来，是要商量一下今后的事情。毛主席去世快一个月了，群龙无首，一定要出大事，这是规律。我判断，就在这几天，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中央内部会发生大的变局，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叫大家来就是说这个事，要作好出坏事的打算。

小儿子质方接过话说，我们已经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我大不了再回农村插队吧。卓琳狠狠地拍了拍小儿子，示意他不要插嘴。邓小平说，质方能有回农村吃苦的思想准备，很好。不过，事情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毛主席生前曾对我说过，党内有个“四人帮”。他们可是把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一生中已经被打倒过三次了，事不过三，如果“四人帮”上了台，对我来说，那就是掉脑壳的事啦。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话一出口，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了。邓小平那三个女儿的眼中，不约而同地浮起了泪花。

邓小平的情绪此时也有些激动，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批邓”，主席要我牵头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思考再三，拒绝了。当时我借用主席的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让我主持做这个决议，不合适。那个时候，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了。“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被折腾死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穷，这样的“革命”有什么进步意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怎么能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呢。就像周总理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邓小平说到这里，越发激动，坐在一旁的卓琳赶忙端来一杯茶递给他。邓小平喝了一口水，望着卓琳说，卓琳啊，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带走，你千万不要再跟着去了。我不在，你是主心骨，要把朴方和老祖照顾好。还有你们几个孩子，要做好搬出去过苦日子的准备。

邓小平所说的那位“老祖”就是他的继母夏伯根。近三十年来，夏伯根就一直与邓家厮守在一起，功不沾，穷不嫌，任劳任怨地照顾着邓家一家子。全家人都称她为“老祖”。

老祖也是这次家庭会议的参加者，听邓小平这么说，早已靠着门框子泣不成声了。

卓琳把自己的手绢递给老祖，慢慢站起来，看着邓小平说，老兄，你就放心吧。你说的这个事，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从一九三九年跟上你，是福是祸也过了几十年了。“文化大革命”瞎折腾，多少人家被拆散了，可我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世态炎凉，孩子们也都经受住了磨砺，没有一个和我们闹生分的。跟着你，我们心里踏实，再苦再难的日子也扛得住。你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卓琳，深知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作用。结婚三十多年，她跟着邓小平似乎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直在危险担忧与艰苦里打转转。现在，邓小平当着全家人说出这样的话，她就完全明白了邓小平心里的盘算。作为妻子，她想，在这个当口，她应该斩钉截铁地表明这个态度。

二女儿邓楠愤然起身，大声说，爸爸，我们不怕“四人帮”，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跟他们斗！

此时，全家大小都激动了，七嘴八舌嚷嚷开来，说的词汇都是团结、坚决、斗争、大无畏、豁出去了。

看到一家人如此团结，邓小平感到了欣慰，但是从内心来说，他还是相信，党内如果发生大事，多半也可能是好事儿，这并不是为了宽自己的心，只是心底里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共产党的这艘航船，几十年风风雨雨总归是不会半途抛锚的。

家庭会议结束之后，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缓缓地走到院子里。

他的目光随着一缕升起的轻烟缓缓地投向了天空，星星密密麻麻，似乎叽叽喳喳地发出了挤成一团的声音。这些星星又像是密密麻麻的脚印，脚印踩在一片望不到边的泥泞里。那些泥泞似乎是属于黄泛区的，那应该是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吧，那是大别山。

是的，那就是大别山。

在一望无际的黄泛区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战士冒着疾风暴雨艰难前进。由于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行进的队伍经常血肉横飞。这时候的他手拄着棍子，与刘伯承一起，双脚踩着没过裤脚的烂泥，走一脚拔一脚地带领着大军跋涉。

他仿佛看见自己的左边，四个战士抬着重武器行军，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而自己的右边，一个老兵背着一口行军锅倒在泥水中。他赶紧跑上去几步，扶起老兵。而刘伯承则回转身，大声命令部队扔掉一切辎重，抛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刘伯承挥着手大声喊，同志们啊，要不顾一切向前冲！

烂泥地中，数以万计的战士扔掉包袱，嗷嗷叫着向前冲去。狂奔的队伍中，不时有人中弹倒下，鲜血与黄色的泥泞搅和在一起。

整支部队杀声震天，一往无前，这是一支永不屈服、永不溃散、永远一往无前的部队。

他，邓小平，就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邓小平双目紧闭，沉浸在往事之中。他似乎觉得，今天的共产党又到了那个决战决胜的时刻，唯一不同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冲锋陷阵了。

想到这里，邓小平感到一阵痛心。

他站住了，似乎感到夜空中有一颗流星划过，又似乎感到自己被这颗流星砸中。他仔细睁眼看着夜空，又似乎什么流星都没有。所有的星星依旧紧密地拥挤着，似乎在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是一群小鸡在轻声地呼唤黎明。邓小平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中国是会有明天的，他想。

睡觉去，他一挥手，对自己说。

这一夜，他仍旧睡得很踏实。

开了一夜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丝毫没有疲惫的感觉，个个精神饱满地走出叶剑英的住所，黎明的风是这样的清新。

门外，几十辆红旗牌轿车鱼贯而至，等待着各自的主人上车。

叶剑英送华国锋，顺级而下，汪东兴紧随其后。停步后，叶剑英看着华国锋，突然，缓缓地抬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叶剑英的这个举动令华国锋始料未及，华国锋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叶剑英神情严肃地看着华国锋，十分郑重地说，华主席，现在形势复杂，我们每一步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国家安全，我正式建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现在这个局面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请中央批准。

华国锋一时没有作答。

其实，华国锋心中早已猜到叶剑英会重新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只是没想到叶剑英会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到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当然有些复杂，此时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汪东兴，汪东兴的脸上木无表情。

华国锋面呈难色，带着几分愧疚的神情说，叶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情影响太大。现在就让他出来工作，不是授人以柄吗？我看，还是从长计议，慢慢来吧。

叶剑英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了解华国锋，了解华国锋现在的难处。华国锋肩上，目前确实承担了太多。

送走客人，回到自己屋内，叶剑英久久地注视着桌上摆着的一张他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合影，一时有些发愣。

他想起了周恩来的那张昏迷中的面容。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元旦。

那一刻，叶剑英坐在周总理的病床前，忧思重重。自从总理昏迷以来，他一直守候在总理身边，久久不愿离去。值班的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求他离去，说叶帅，您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准备离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在身后，是如此的熟悉。

他连忙转过身，一个跨步就走到周总理身边，俯下脸去。

周总理艰难地睁开了眼睛，轻声呼唤，叶帅、叶帅。

他于是激动地俯在周总理面前，紧紧地握着总理那双冰凉的手，轻声说，总理，我是叶剑英，您有什么嘱咐？

虚弱的总理这时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吃力地用手指着床头柜。叶剑英顺眼看去，床头柜上只有几个大苹果。他不知所措地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总理说，总理，您要吃苹果？

总理吃力地把苹果放到叶剑英的手上，嘴唇翕动，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他没有听清，于是就把自己的耳朵尽可能地俯在总理的嘴边，便隐约听见总理在说，保护好小平。

这半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总理说完这半句话，便又昏睡了过去。他记得自己手里一直拿着这个苹果，在昏迷的总理床前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才眼含热泪地俯到总理的耳边，连续说了三遍：我一定尽力而为。

想到这里，叶剑英抬起脸，突然大声地对站在门边的秘书说，给我接王胡子的电话，我要和他本人通话。

对于居住于四合院的夏家与田家而言，新时代却并没有露出应有的曙光。这两家头上的天空还是很低，甚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应该说，夏建国和田源的成功逃亡是幸运的，但对他们的父亲夏默与田志远来说，却是无奈而悲伤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个中型四合院的前院住的是夏默一家，后院住着田志远一家。“文化大革命”中，田志远和夏默都被打倒，院子成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田志远被恢复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前院归还田、夏两家，分别住东、西厢房，后院则一直被车队占着。田志远嫌吵，想了个主意，让一直没有住房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队长、老工人任大力一家搬进后院暂住。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格局，工人、干部、专家共居一院。任大力是老实本分的工人，只住后院的两间屋子，其他的上锁闲着。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派出所陈所长和民警小唐来到了这座四合院门口。陈所长将自行车停在门口，让小唐在大门边的抱鼓石旁等着，自己推开院门，绕过影壁，站在前院的院子正中，敞开喉咙先朝东厢房喊，又朝西厢房喊，将两家的主人田志远与夏默叫出来。

片刻，东厢房的田志远、西厢房的夏默及妻子高兰都出来了，他们对陈所长格外地客气，又是拿凳子，又是端茶递水，但心里却是咚咚打鼓，不知今日进门的是喜鹊还是乌鸦。

陈所长也不坐凳子，也不喝茶水，只是斜靠着院子正中那座已经凌乱不堪的太湖石假山，故意对着门口大喊，你们听着，我是奉命行事。你们家的孩子夏建国和田源因为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上了清查名单。前几天，又有人举报他俩在西单贴反革命大字报，虽然没有证实，但上面来了通知，要对他们实行监控、审查。请二位协助一下，让他们跟我去派出所吧。

田志远看着外面的小唐，大声喊，陈所长啊，我还正想请所长同志帮我好好管管我们家田源呢。这个浑小子，不在兵团待着，跑回来尽给我惹事，还老不沾家，你看看，都好几天没见人影了。

高兰赶紧接话说，我们家建国也不知跑哪儿去了。陈所长，我们正想请您帮忙找找呢。

陈所长苦笑说，二位，你们尽可以糊弄我小陈，但也得让我能交差呀。陈所长说到这里，又压低声音说，得让他们赶紧离开北京，再闹出事来，谁也罩不住。田志远马上小声回应说，我们知道所长同志的苦心，放心吧，不给所长同志添麻烦，两小子昨晚就走了。陈所长听到这里，舒了一口气，故意大声喊，我算是通知到了，今天不去报到，明儿市局来提人可就不是我的事啦。小唐，我们走。

说完，陈所长迈开大步出门，骑上自行车就和小唐离开了。

送走了陈所长，田志远赶忙关上院门，连叹好几口气。这两天他确实是一直在惦挂着儿子，他去广州干什么呢？任燕带回来的消息一直使他苦思不安。倒是夏默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坚信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下一代年轻人经历了一种难得的锻炼，避走北京几天不算是什么事，能熬过来。

就在两家大人对自己儿子的处境担忧之时，院子大门突然被推开了，田志远的前妻曹慧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曹慧大声嚷嚷，知不知道啊，儿子上清查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