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因为共同的感情而将一部分人类聚集到了一起，而且这种感情是这部分人类和任何其他人之间都无法共同存在的，就可以说该部分人类组成了一个民族——相对于其他的人民而言，这种共同感情使他们更愿意互相合作，希望由同一个政府来领导，并愿意完全由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掌控这个政府。这种民族的感情的产生可能是基于各种原因。有时是因为它出自同一种族和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和相同的宗教也非常有助于民族感情的形成。另外，地理分界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同的政治经历；一个民族所拥有的独特历史，以及从中产生的共同的记忆；与过去的事件相联系的集体的荣辱、快乐和悔恨。但是所有的这些单独情况都既不是不可或缺的，也不是保证足够的。尽管瑞士的各州归属于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却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感情。西西里（sicily）和那不勒斯（naples）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使用几乎一样的语言，以及拥有相当多的共同历史经历，可尽管如此，他们在整个历史上都感到彼此属于不同的民族。

比利时的弗勒米希省（flemish）和沃隆省（walloon），虽然种族和语言不同，却比前者与荷兰，或后者与法国，有强烈得多的共同的民族感情。但是一般来说，民族感情如果缺少有助于其形成的原因之一，其强度就会相对地减弱。由于有共同的语言、文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种族和记忆，因此在日耳曼族的各个部分中保持着相当强烈的民族感情，虽然它们从未真正实现过联合在同一政府之下；不过这种感情所达到的程度也从未使各个州愿意主动放弃它们的自治。在意大利人中，远远不止完全的共同语言和文学，加之用明显的界线将他们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的地理位置，或许最重要的是，分享同一名称的人所共有的称号——它给他们创造出在艺术、武力、政治、教皇权力、科学和文学等一切过去的业绩中的全部荣誉——在人民中引起了尽管仍不完全却强烈到足够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伟大事迹的民族感情，虽然有种族上的混杂，虽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被同一个政府统治过，除了当那个政府曾经扩张或正在扩张到当时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时候。

所有民族感情有效存在的地方，好像就有能证明把该民族的所有成员聚合在同一政府（并且是他们自己的个别政府）之下的依据。这不外乎就是说政府的问题应该由被统治者来决定。如果不事先确定在各种人类集体组织中，各个部分的人分别更愿意参加哪一种，人们基本上不可能知道他们都应该自由地做些什么。然而，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推行自由制度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还会有更加重要的考虑。在一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中，自由制度基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群体中，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需的统一的舆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形成舆论和决定政治行为的群体势力是不相同的。得到国家中某一地区的信任的领导团队和得到另一地区的信任的领导团队也全然不同。相同的书刊、报纸、手册、演讲到达不了所有这些地区。

这个地区不知道另一地区正在流行着什么样的舆论，或在做什么样的鼓动宣传。同一行为，同一事件，同一政府制度，对它们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害怕其他民族给它造成伤害，这要比害怕他们共同的主宰者，即国家施加的伤害的程度更深。它们之间的相互好恶一般来说要比对自己政府的猜忌厉害得多。任何一个民族一旦对其统治者的政策感到不满，就足够让另一民族决定支持该项政策。即使所有人都感到不满，也没有人会觉得他们应该相信别人能够忠实地采取共同抵抗的行动，任何一个民族的力量都不足以单独进行抵抗行动，各个民族可能都有道理认为最有利于自身的办法就是博取政府的好感以反对其他民族。但最重要的是，作为防止政府专制的最后手段的唯一和主要有效的保障，即军队对人民的同情，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按照事情的性质来说，在每一个社会中，军队是具有在同族和外族人之间最重要、最明显的区别的那部分人。

对其他的人民来说，外族人只不过是陌生人而已；而对军人来说，外族人可能是他经由一周前的通知而被召集起来与之进行生死搏斗的人。对他来说，这种差别是友人与敌人之间的差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同类与另一种类动物之间的差别。因为对于敌人来说，唯一的法律就是武力，而且唯一的和解之道就是——同对待其他动物的情形一样——纯粹的人道。军人倘若感觉同一政府下的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人民是外族人，他们将会像对待公然进犯的敌人那样，毫不犹豫地把他们摧毁，并且从不会想去探究原因。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军队除了效忠于他们所属的司令旗以外，并不再有任何爱国之心。在整个近代史中，这种军队一直都是扼杀自由的刽子手。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只有他们的上司和他们所效命的政府；他们对公共义务的唯一看法，倘若他们还有那么一点看法的话，那就是服从命令。获得这种军队支持的政府，通过于意大利保持它的匈牙利军团和于匈牙利保持它的意大利军团，就能挥舞外族征服者的铁鞭，长期统治这两个地方。

倘若有人说，对待同胞和对待单纯的人类之间的这样明显的差别不是文明人的做法而是野蛮人的做法，应当加以全力反对的话，恐怕没有人会比我更强烈地支持这种见解了。但是这个目标（这是人类最具价值的努力方向之一）在当今的文明状态下，决不能依靠在同一政府下维持各民族力量相等的方法来达到。在尚处蒙昧的社会状态下，有时候情况是不同的。那时候政府可能更关心如何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以便和平得以保持，更易于统治国家。但是当存在自由制度或有对自由制度的渴望时，在任何人为地聚合在一起的人民群体中，政府的目的恰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这时政府的手段在于保持并恶化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防止他们私下联合，并能利用其中的一部分人去奴役另一部分人。现在的奥地利朝廷在整整一代中的统治的主要手段就是运用这些策略；这些策略在维也纳叛乱和匈牙利争斗中取得了何等重要的成功，这是全世界都再清楚不过的。幸运的是，现在有迹象表明，文明的进步已经发展到不允许这一政策再获得成功的地步。

综合上述理由，一般地讲，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的范围与民族的范围应大体上保持一致。然而在实践中某些考虑容易与这个一般原则起冲突。第一，这个原则的适用经常受到地理方面的限制。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地区，许多不同的民族由于长年混居在一起，想要把它们分别置于各自的政府统治之下实际上也是无法办到的。马扎尔人（magyars）、斯洛伐克人（slovacks）、克罗地亚人（croas）、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umans），以及一些地区的日耳曼人组成匈牙利土地上的居民，其杂乱程度使得根本无法将他们从地区上分开；除了把只能如此、别无他法当成一件好事，并在平等的权利和法律下安心地在一起生活以外，并没有其他好办法。1849年匈牙利失去独立，他们才形成了受到奴役方面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看上去正在日益成熟到使他们倾向于这种平等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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