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代议制政体是用双重方法选择代议团体成员的：最初的选举人选举出另外一些选举人，再由后者选举议会议员。这个办法大概是要给民众感情的冲击加上一个微小的障碍。将选举权及完全的最后权力给予多数人，但要求他们通过少数代表行使这种权力，一般认为，后者不会像民众那样容易被民情的激发所鼓动。由于这种选举人已经是被挑选出来的，因而可以相信他们在智力和品质上超过选民的一般水平，与群众自己的选举相比，他们作出的选择被认为可能是更慎重和更开明的，无论如何，是基于较大的责任感作出的。这种通过一个中间团体来“过滤”民众选举权的方案，有着一个似乎很有理的说法。因为人们可以貌似颇有理性似的说，判断哪个邻居能最可靠地受托去选择议会议员所需的智力和教育与判断谁最适合当议会议员所需的智力和教育相比，前者要少得多。

然而，如果民众权力容易产生的危险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这种间接的安排减少，民众权力的好处也会随之减少，而且后一效果比前一效果更可能出现。要使制度按所希望的进行，就必须按照设计它的精神付诸实施。选举人必须以理论设想的方式行使选举权，即每个选举人不应当问谁应该是议会议员，而只能问他最愿意让谁替他选择议员。显然，间接选举胜过直接选举的优点，要求选举人必须心甘情愿，且只有通过他认真接受那样的原则才能实现，即他唯一的事务是选择选举人，而不是选择议员本人。由此产生的推论就一定是，他将依照自己对某个人的尊敬而给予其代理人的广泛权力，以便替他行事，而不是把政治见解、措施或者政治人物放在心里。这样一来，如果最初的选举人对他们的地位持这种看法，那给他们选举权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达不到了。因为他们的政治职能无法发展公共精神和政治才能，也无法把公共事务变成他们感情上的关心对象和锻炼他们能力的机会。

而且，这种推论存在着互相矛盾的情况：如果选举人对最后结果不关心，又怎能或凭什么指望他关心导致最后结果的过程呢？对一个具有中等程度的道德和知识水平的人来说，希望有个特定的人作为他在议会的代表，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而他自然也希望选择一个将选举那个人的选举人。但是这种希望对于一个并不在乎谁被选上，或者感到不得不把那种考虑放到一边的人来说，要对仅仅提名一个最有价值的人并使他按照他个人的判断对选举另一个人表示出任何关心，就意味着这个人对理论上正确的事情、对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习惯原则具有一种热忱，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具备高度教养。这些具有高度教养人，就可以也应当被委托以更直接方式的政治权力了。在所有可能赋予社会中较贫苦成员的公共职能中，除了有利于激发人们诚实履行所有应尽义务的善良决心以外，这种方式肯定最不适于激发他们的感情，也最难引起对它的任何关心。如果选民群众很关心政治事务，对如此有限的参政也加以重视的话，他们就不大可能会满足于没有更广泛地参加政治事务了。

其次，即使承认一个人因为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的对一个议会候选人的合格条件作出很好的判断，但是对于被委托去为他选择议会议员的某个人，他却能充分判断其是否诚实和具有一般能力，那么我认为，如果选举人承认对他的能力的这种评价，并真正希望他所信赖的人为他进行选择，也就没必要在宪法上作这种规定。理由是，他只需在私下问问他所信赖的这个人，他最好投哪个候选人的票就行了。在这种情形下，两种选举方法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间接选举的所有优点就被直接选举得到了。如果我们假定选举人在代表的选择上宁愿自行判断，只是因为法律上不允许他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方式才让另外一个人替他选择，那么，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只是表现在做法上。但是，倘若这是他的心理状态，如果他在意志上不接受法律所加的限制，却希望做直接的选择，那么即使有法律限制他，他也会那么做。他只需选择一个大家知道的、和大家要选的候选人同一党派的人作为选举人，或者选择某个保证投该候选人的票的人作为选举人就行了。两个阶段的选举实行起来的自然结果多半就是这样，所以，抛开对政治完全不关心的情况外，很难指望它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美国总统的选举可以作为例子。选举在名义上是间接的：一般居民不会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他们只投票选举那些选择总统的选举人。然而，选举人的被选出总是在明白约定投特定总统候选人的票的情况下进行的；公民也从不因为对选举人有何偏爱而投他的票，他或是投林肯（lincoln）候选人名单，或者投布雷肯里奇（breckenridge）候选人名单的票。必须记住，选举人之所以被选出来，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寻遍全国找到最适合当总统或议会议员的人。如果情形果真如此，这种做法犹有可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除非到了人们一致同意柏拉图（po）的意见的时候，即最不愿接受权力的人被看做最适于委托以权力的人。按照事先的约定，选举人要在候选人当中选择一个人，而选择选举人的人们早已知道这些候选人是谁了。如果某项政治活动将在这个国家里进行，所有愿意投票的选民就已经作出愿意选哪个候选人的决定了，并将在投票时将此作为唯一的考虑。每个候选人的同党派的人事先准备好他们的选举人的名单，这些选举人都保证投那一个人的票。然而事实上，选举人最初被要求回答的唯一问题将是他在这些名单中支持哪一个。

实际上，两个阶段选举比较可行的情况是，选举人不只是被当做选举人被选出来，还需要执行其他重要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选出来后就不仅仅是作为投特定票的代表了。这一情况可以以美国参议院为例进行说明。美国国会的那个院类似我们的上院，被认为并非直接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各州，并且是各州没被转让的那部分主权的监护者。根据平等联盟的性质，每个州的内部主权是同等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不论是小特拉华（deware）还是纽约“帝国州”，每个州都是选同样数目的议员（两人）到参议院。这些议员是由各州议会选出的，而不是由居民选出的，州议会则由各州人民选举产生。但是通常一个立法议会的整个业务（内部立法和对行政的监督）都归这些团体负责，因而它们就是着眼于这些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选举出来的。

在提名由两个人去联邦参议院代表该州的工作中，它们仅仅一般地参考公众舆论，多半依靠的是自己的判断力，而这是一个民主制政府的一切行为中十分必要的。事实已经证明，用这种方式进行的选举非常成功，并且显然是美国所有选举中最好的，参议院的组成人员大都是已经在公共生活中相当出名的人中最杰出的人。之所以不能说间接的民众选举绝无好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一定条件下，参议院是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制度。但这种条件实际上几乎是得不到的，除非是在像美国那样的联邦政府，因为在那里选举能委托给地方团体，因为地方团体的其他职能可以扩及最重要的国家事务。我国现有的或可能有的处于类似地位的唯一团体是市政府，或是为了同样的地方目的，已经存在或可能创设的其他委员会。

然而，如果伦敦的议会议员由伦敦市的参议员和市议会选出，但马里立本自治市的议会议员却公开宣布（事实上已经是）由各教区的教区委员会选出，便很少有人会认为这种方法是在我们原有议会结构上的一种改进。即使这些团体只作为地方委员会考虑的对象，远远不像实际上那样值得非议，但是令它们适于市或教区营造司的有限和特殊职务的性质，并不能保证非常适合对议会席位的候选人的相当资格作出判断。它们可能不会比居民直接投票这种方式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在另一方面，选任教区委员会或市镇会人选时如果要考虑是否适合选举议会议员这一点，许多最适合担任那种较有限的职务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外，因为那就要选择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般政治上的感情和选举他们的选民的感情相一致，这是有必要的。由于把市选举变成了一种政党政治，原来市镇会的间接的政治影响已经导致市选举严重偏离了原来的目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雇用的账房先生或管家还必须身兼为他挑选医生的职责，那么与亲自挑选医生相比，这个人得到医务护理大概就差一些，另一方面，他在选择管家或账房先生时又会受到限制，只能挑选在不十分危及他的健康的情况下可以委托以其他职务的人。

由此看来，在直接选举下能得间接选举所能得到的所有好处，而直接选举下得不到的好处在间接选举下同样得不到。另一方面，后者本身具有相当大的缺点。其中它的多此一举就不是什么小缺点。在作为培养公共精神和政治才能的手段方面，已经详细讨论过间接选举的明显缺陷。如果它真的有一点有效作用（即最初选举人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所提名的人选择他们的议会代表），选民也将无法使他的议会议员知道自己，议员对他的选民的责任感也因此会小得多。除此以外，最后掌握着议会议员选举的如果是少数人，相对来说，就方便了阴谋诡计以及符合选举人身份的各种形式的舞弊的出现。就有利于进行贿赂这一方面来说，目前选区普遍地降低到小小的市（镇）级。如果想有把握当选，只要拉拢到少数人就足够了。

倘若有人说选举人将会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那么答案是明摆着的：选举人并没有任何常任职位，在公众的眼中也没有地位，除了不再被指定为选举人以外，选举人绝不会为了投一张受贿的票而冒风险，而他们也不会在乎是否被指定为选举人。惩罚贿赂行为仍必须是主要手段，但在小的选区已经根据经验证明，这种手段根本无济于事，这一点现在已是人尽皆知的了。给予被选出的选举人的自由裁量权是和弊端的大小是成比例的。他们唯一不敢利用自己的投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况大概就是：他们在被选出时明确保证，自己将仅仅作为就像说把选民的投票运到议员选举场所去的代表。两个阶段的选举一旦开始产生效果，坏的效果也就会开始产生。这就是间接选举原则无论怎样适用都将发生的实际情况，不过类似美国参议员选举的情况除外。

综上所述，最多可以说，在某些尊重舆论的国家里，为了给每个社会成员某种选举权而又不会导致单纯人数上的多数在议会中占优势，这种选举办法是比复数投票更为切实可行的权宜办法。举个例子说，就像增加一部分由劳动阶级精心选出的众多选民到我们国家目前的选民中的情形那样。根据情况，这样一种方案可能成为暂时妥协的方法，但它并不能彻底地贯彻任何原则，从而成为任何阶级的思想家认可的一项永久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