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整个一代人来说，罗马皇帝专制政府的建立曾经有过很大的好处：它终止了内战，减少了地方总督以及执政官的大量贪污和虐政；它助长了很多生活上的美德以及所有非政治方面的知识修养；它产生了数目可观的、使肤浅的历史读者为之眼花缭乱的不朽之作，这些读者不会想到使得奥古斯都的专制，还有洛伦佐·德·梅迪奇以及路易十四的专制大放异彩的人们其实都是在前一代形成的。多少世纪的自由所累积起来产生的智识能力、智力活动和财富，依然对第一代的奴隶有益。不过，这只是一种制度的开始，因为随着它的逐渐施行，那些曾经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所有文明都消失了，直至那个曾征服并囊括世界的帝国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军事能力，以至于只需要出动三四个军团，便可以压倒的入侵者们居然能够占领和蹂躏它的几乎全部领土。基督教所提供的新的刺激的出现及时地挽救了濒临危亡的文学艺术，同时也使人类免于沉沦至也许是无底的深渊。

在我们提及一群人或者只是一个人的利益是决定他们行动的重要原则之时，从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是整个问题中一个最次要的部分。正如科尔里奇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动机产生人，而是人产生动机。人们做一件事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利益，决定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非任何外部情况。倘若你想知道一个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你就必须了解他通常的思想感情的特点。不管是谁，都有两种利益——他关心的利益以及他不关心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私的利益与不自私的利益，自私之人培养起的习惯是仅关心前者，而从不对后者表示关心。每个人都有眼前的与长远的利益，没有远见的人就只会热衷于眼前的利益，而置长远的利益于不顾。倘若一个人的思想习惯导致他将愿望和思想专注于前者的话，那么，即使根据正确的计算，后者是否可能更大也是无关紧要的。

在试图劝说一个殴打妻子和虐待子女的人时，告诉他倘若他和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那么他会更幸福，这样说是毫无益处的。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生活的那种人，毋庸置疑，他将会更幸福，然而他并不是那种人，并且即使他想成为那种人也已经太晚了。既然他是这样满足于作威作福、耽溺于他的凶暴性情的人，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以从他家属的欢乐以及爱情中得到的那种幸福就是不足惜的。他从不在乎他们的爱情，也不以他们的快乐为乐。他的那些邻人，那些与家属亲爱相处的人，也许比他生活得更幸福，然而他可能会相信吗？这种劝说很可能进一步增强他易怒的性格或恶习。一般而言，关心他身边的人，关心他的国家的人，一个关心人类的人是比不这样的人更为幸福的，然而，对一个仅关心自己的钱袋，只关心自己欢乐的人，对他进行这样的说教又有什么用处呢？要知道，即使他愿意，他也不可能会去关心其他人。这就像对一只在地上爬行的蛆虫来说，如果他是一只鹰会对他要好得多是一样的道理。

再者，人们普遍地看到，我们议论中的这两种不好的倾向——宁愿要一个人的自私利益而不愿意他和其他人分享的利益，以及宁愿要直接的眼前的利益而不要间接的长远的利益的这两种倾向，它们是权力的占有特别容易引起并助长的特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阶级的人，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手中握有权力，那么，在其心里，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者这个阶级的独有利益便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被别人崇拜着，他们便也会变成自己的崇拜者而认为自己应该身价百倍，另一方面，他们所得到的不考虑后果、为所欲为的便利，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人减退了那种期待后果，甚至是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后果的习惯，这便是人们被权力所败坏的普遍规律，它是建立在普遍经验之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根据一个人处于普通人地位时的行事，从而推论出其处于专制君主地位时也会有同样的行事，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要知道，当其处在后一种地位时，他人性中坏的那一部分，是受到所有人的阿谀奉承的，而不再是受到他生活状况以及周围人的压制和限制了，再者，那时的所有情况对他都是有利的。对一个阶级来说，假如对其抱以同样的期待也会是一件同样可笑的事情。不管是平民阶级还是其他什么阶级，其实都是一样的。即使当他们之上还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时，他们也是十分通情达理和谦虚的，然而，一旦他们自己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到这方面会出现的彻底变化。

必须按照人类的现实情况或是他们可以迅速形成的情况来组织政府。在人类或者一个阶级目前达到的或者不久之后可能达到的文化状态下，倘若他们只想到私利，那么，引导他们的利益便是几乎只需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利益以及那些对他们目前的情况起作用的利益。不论是基于同情还是正义感，只有对自己周围人的无私关怀，尤其是对其身后事、对他们子孙后代、对国家或对人类的关怀，才能将团体的或阶级的思想和目的引向不明显的或是长远的利益。应该说，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政府，要求其条件是这些高尚的行动原则成为一般人行为中的主导动机，这一点是很不合理的。

实行代议制政府已经成熟的社会，还可以指望其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无私的公共精神和公德心，然而倘若想要指望这种公共精神和公德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并有这样一种辨别力，可作为一个证明来反对目前的一种谬论，也就是将他们的阶级利益说成似乎是普遍福利和合乎正义的似是而非的谬论，这就是非常可笑的了。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为了替想象中的大众利益所提议的一项不公正行为作辩护，不管是怎样的似是而非的谬论都可能会有人将其振振有词地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不是坏人或蠢人，但却认为拒付国债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也知道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并不是缺乏能力，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影响，却认为将税收的所有负担压在被称为既得财产的储蓄上，使那些其祖先还有他们自己将收入全部花光的人完全不需要交税，作为一种对这种堪称模范的行为的奖赏，这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我们知道那些强有力的论点——因为它们具有部分道理就更加危险——可能被提出来反对遗赠权，反对一切继承，反对任何人有任何胜过其他人的地方。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知识都可能被轻易地证明是无用的，以满足一些并不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有多少人，尽管并不是完全的蠢人，却认为关于语言的科学研究是没有用处的，认为学习古代文学是没有用处的，认为一切学识无用，认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无用，认为美学和诗学非但没用还很没有意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纯粹是一门有害的学识呢？更有甚者，就连历史也被一些有才能的人宣告是无用且有害的学科。由经验而得来的那些关于外部自然的知识，只有当它为适合于感官的东西和生产生存必需品直接提供服务时，它的有用性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如果很少有人鼓励人民加以怀疑的话。认为即使比大多数人拥有高得多修养的人，将具有如此美好的公德心，对明显违反他们自己利益的事物有如此正确的评价，以至于他们将拒绝这些还有其他无数的谬论，这是合乎情理的吗？当他们一掌握权力，这种种谬论就会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他们，诱使他们按照自己利益的短见浅识和自私倾向行事，违反正义，以牺牲其他所有阶级及其子孙后代作为代价。

所以，与其他所有的政府形式一样，民主制最大的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的利益，也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所在，也就是意图实现（无论最终是否真正实现了）统治阶级当下的利益，来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如何提供防止这种害处的有效保证，就是在决定代议制政府的最佳构成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倘若从政治上说，我们将阶级看成拥有同一有害利益的任何数量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直接而明显的利益是针对同一种坏措施的，那么，值得期望的目标便是：任何阶级，或者是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的阶级的联合，在政府中都不应该发挥压倒一切的影响。没有因为语言、种族或是民族的强烈恶感而造成内部分裂的现代社会，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尽管它们会有局部的变动），总体上就相当于两个明显利益相反的方向。用简单的一般名词称呼的话，我们将其一方称为劳动者，至于另一方，则称为劳动力的雇主，不过包括在雇主这一方的不仅有已经退休的资本家与遗产所有人，还包括所有高薪的劳动者，比如各种专业人员也被包括在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受的教育让他们变得和富人一样，他们的抱负和希望便是要努力让自己也提高到那个阶级。

另一方面，与劳动者列在一起的可能有小雇主，由于利益、习惯以及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在愿望、爱好还有目的等方面，都变得与劳动阶级相同。另外，还包括一大部分的小商人。在这样的社会状态的构成之下，倘若代议制度可以做到理想上的完善，又可以将它保持在那种社会状态中，它的组织就必须是这样的：在代表制度的安排上，这两个阶级——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及其同类作为一方，而雇主及其同类则作为另一方，二者必须保持平衡，每一方都左右着议会内大致相等的票数。

因为，假定在阶级之间的分歧中，每一阶级的多数主要是受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支配，那么在每一阶级中便会有一个少数，它会考虑服从于正义、理性还有全体的福利，而任一阶级的这个少数与另一阶级的全体结合在一起，都会令天平倒向他们那一边，从而来反对本阶级中的多数的那些不应当得逞的要求。不管在哪个社会，只要这个社会组织得够好，大多数普遍利益和正义终究得以实现的原因，便在于一般情况下，人类的自私的、个别的利益总是分裂的；有些人与错误的东西之间有利害关系，然而有些人也在正确的东西方面有着个人的利益，所以，受更高的考虑所支配的那些人，虽然人数少、力量弱，不能胜过所有其他的人，不过通常在经过充分讨论以及鼓动之后，便可以变得强大到足够令天平转向有利于与他们在同一方的那些个人利益。代议制度应当组织得可以保持这一状态：它不应当允许任何一种地方利益强大到可以压倒正义和真理以及其他所有地方的利益总和，在各种个人利益之间应当永远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平衡，让任何一种个人利益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依赖于得到至少一大部分按照更全面、更长远以及更高动机的观点来行动的人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