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同一篇章强有力地说明了无限制的君主制克服文明进步上的障碍的方式，同时代议制政府一定会使这些障碍更严重化。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是直到相当高级阶段的进步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有一部分人类在其他许多方面有能力享有自由并且为自由作好了准备，却可能不适于合并成甚至一个最小的国家。他们之间不仅可能存在着嫉妒和嫌恶，使他们相互排斥，并且妨碍一切有可能的自愿联合，而且他们没有养成使联合成为名副其实的习惯，就算假定此时在名义上已经具有这种联合。他们可能会像古代社会或亚洲村社的公民那样，在村或镇的利益范围内已经具有了运用他们能力的相当实践经验，甚至已经在那有限的规模上形成了很有效的平民政府，却仍然可能会对任何更进一步的事情缺乏感情，也不具有处理许多这样的社会共通的利益的习惯或能力。我从不知道在历史上有过一个事例，说的是许多像这样的政治原子或粒子结合成一个团体，并且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民族，除非他们曾从属于所有人共同的那个中央权力a。正是由于服从那种权力的习惯，参与其计划并为其目的服务，这样我们所设想的民族的每个成员才能够在思想上接受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共同的大利益的概念。

与此相反，在中央统治者看来，利益必然是主要的考虑；而通过他与地方逐渐建立起来的可以称为密切的联系，这种利益就被一般人所熟悉。能作出进步方面的上述步骤的各种情况的最有利的组织方式就是在没有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建立起代议制度；来自地方的一个或数个代表团体担任了中央权力的辅助和工具，但很少企图去推翻或控制中央权力。

人们要参与到政府中，比如说参加议事，尽管并不分享最高的权力，但是中央权力所实施的政治教育如此一来就能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地贯彻到地方领袖和居民中；而与此同时，人们坚持着以共同同意为基础的政府，或至少是要对没有这一基础的政府不去给予传统的认可。当共同同意这一原则已被习惯神圣化的时候，它往往给好的开端带来坏的结局，并且经常招致很多国家在很早阶段停止进步的那种可悲命运，这是因为在某个时期完成的工作阻碍了以后许多时代所需要做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个观点能够被当做政治上的一个真理：与其说是代议制政府的作用还不如说是不负责任的君主制政体的作用，一些无足轻重的政治单位才能够结合成一个民族，产生共同的凝聚感，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和反对征服或外国的侵略，并有值得从事和有利于居民社会政治智慧的发展的种类繁多的大量事务。

因为这些原因，因此不受代表制度控制的王权政府（虽然可能因其支持而增强），是任何社会的早期阶段最适合的一种政体形式，包括像古希腊那样的城邦社会。正是因为如此，在古代希腊，国王的政府在公众舆论或是宪法名副其实的控制下，在历史上的确先于一切自由制度很长时间出现，并经过很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后让位于少数几个家族的寡头政治。

人们也许能指出一个民族许多其他的弱点或缺点，并且因此使这个民族无法恰当地去利用代议制政府。但是关于这些缺点，一人的统治或几个人的

a意大利是可举作例外的唯一例子，但也仅仅是它的转变的最后阶段如此。它以前更为困难的进步——从佛罗伦萨、比萨或米兰的城市孤立到塔斯加尼或伦巴第省的统一，就是照通常的方式发生的。统治在矫正或减轻弊病上不是一样的结果。各种强烈的偏见，墨守成规，愚昧无知，精神修养的欠缺和民族性格上的实际缺陷，如果盛行于一个民族，它们一般来说将会如实地反映在代议制议会中。倘若碰巧行政管理和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都掌握在相对说来没有这些缺点的人们手中，倘若没有因为必须取得议会的自愿同意而受到妨碍的话，他们往往会做出更多好事。可是这些场合不同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其他场合，单纯统治者的地位不一定会使他倾向于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一人的统治者及其顾问们，或者是少数几个人的统治者，不一定能常常避免该民族或者该文明状态的一般弱点，除非他们是属于高级民族或者是更先进的社会状态的外国人才有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统治者确实几乎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免除上述的弱点，他们比自己统治下的人们更为文明。

服从这样的外国政府，尽管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害处，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常常是极为有利的，能够使他们迅速地通过许多进步阶段，并扫清进步上的一些障碍。相反，如果从属的居民不能得到帮助，任凭其原有的倾向和机会发展的话，这些障碍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不受外国人统治的国度里，出现非凡天才的君主这种少有的偶然事件是能够产生同样好处的唯一条件。在历史上有过几个这样的例子，幸运的是，他们统治得足够长久，从而能通过将他们的一些改革托付给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手中这种方式，把这些改革永久地来保持下去。查理曼大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彼得大帝是另外的一个例子。然而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常有，所以只能算是巧事，这类巧事可能会在危急关头决定某一主要民族下一步是应当突然起跑，还是退回到野蛮状态中去。波斯人入侵时恰好当时有特米斯托克里掌权，以及威廉一世、威廉三世的偶然存在也许都属于这类巧事。

然而仅仅为了利用这种可能性而去建立制度将会是荒唐可笑的，特别是像最后提到的三个人所证明的，具有如此才能的人，在任何显要地位上都不需要借助专制权力来发挥巨大影响。关于制度所最需要考虑的不应该是那些不太寻常的情况，即：一小部分却是主要部分的居民，他们由于种族的不同，或者更文明的身世，或其他特殊情况，总之在文明和一般性格上显然要比其他居民更有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由群众代表进行统治就可能会使他们失去从优秀阶层拥有的更高文明中得到的很多好处；另一方面，倘若由那些优秀阶层的代表进行统治就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群众的地位，并使他们无望得到适当的待遇，除非可以去掉未来进步的一种最有价值的因素。对这种组成成分的民族来说，统治阶级的主要统治者拥有一种在宪法上是无限制的，或至少在实际上可以压倒一切的权力是进步的最大希望。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只有他会去关心和改进他不会因此感到嫉妒的群众的处境，使对他产生嫉妒的同事得到一种平衡。倘若恰好在他身边有一个作为部属而非支配者的代表着优秀等级的团体，然后这个团体通过提出反对和质询以及偶尔的发怒，将集体反抗的习惯保持下去，并且有可能随着时代发展逐渐扩大为真正的全国代表制，那么这个民族将会得到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和这样构成起来的社会所能有的最有利的发展前途。

在那些不能使一国人民绝对不适于这种代议制政体，却使他们难以得到这种政体的充分好处的倾向里，有一种倾向值得特别注意。它存在两种性格，虽然它们在本质上很不相同，但却有某种共同点，由于这种共同点的存在，它们在影响个人和民族的努力方面的做法常常会一致。一种是希望可以对别人行使权力；另一种是不喜欢别人能够对自己行使权力。人类的不同群体中体现的这两种性格的相对强度上的差别，是人类各群体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的民族统治别人的愿望可能会比个人独立的愿望强烈得多，因而会为了前者的一点点朦胧的希望，就准备去牺牲整个后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就像是军队中的士兵那样，愿意把自己的行动和自由交给他的将军掌握，只要这个军队在打胜仗和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能自夸是征服者之一就可以了，虽然他自认为在对被征服者实行的统治中有自己一份的这个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府，它在其权力和职权上受到严格限制，被要求不去进行过多的干涉，在没有它担任监护人或者指导者角色的情况下，大多数的事务能够进行，这样的政府是不会适合这种民族的口味的。在他们的眼里，掌权者不会承担过多的责任，只要权力本身允许进行普遍竞争就可以了。他们中的那些普通人，宁愿去选择对同胞行使一份权力的偶然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遥遥无期或是希望渺茫，也不要无人对他们行使不必要的权力这样的对自己和别人来说确实可靠的事情。

这些人可以称为职位猎取者民族的成员；对他们来说，政治的进程主要就取决于职位的猎取；他们在那个地方关心的只是平等并不是自由；在那个地方，政党之间的角逐就是为了决定掌握一切事务的权力是属于哪个阶级的行为，或许仅仅会是属于这一群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另一群社会活动家形成的斗争；在那个地方，民主观念仅仅是把职位面向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竞争开放；在那个地方，制度越带有民主性，所设置的职位就会越多，而所有人对每个人，以及行政部门对所有人所实行的那些过分干涉就会越可怕。如果把上述这种情况或者是与此相接近的情况当做法国人民的不夸大的图景，可以说是既不宽厚也不公正的。

但是他们具有这种性格的程度往往会使由一个有限的阶级掌握的代议制政府出现过度腐败进而崩溃，并且使得尝试建立全部男性居民组成的代议制政府的愿望最终变成授权一人却将其余不管多少人不经审判地送往兰贝沙（mbessa）或卡晏（caye

e），仅仅因为他能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有可能会分享到他的恩惠。使得我们国家的人民最适合于代议制政府的这种性格问题，就是他们几乎普遍存在地具有与上述说法相反的特征。他们敏感于未经过长期习惯和未被自己的正当观念认可而企图对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很少会想对别人行使权力。他们很少同情有强烈统治愿望的人，所以尽管他们十分熟悉追求职位的这种个人利益的动机，却宁愿让那些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未经追求就得到那个职位的人去履行职务。倘若外国人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也许就能理解英国人的政治感情中的那些表面上的矛盾。

英国人会干脆地同意让比自己较高的那一个阶级来统治自己，同时却很少出现个人的卑躬屈膝。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这样喜欢去反抗越出某种规定限界的权威，或者极其坚决地去使他们的统治者永远记住：他们只接受依照自己最喜爱的方式去统治。因此可以说，追求职位是野心的一种形式，然而整个英格兰民族都对它几乎是陌生的。倘若我们排除那些容易得到官方雇用的少数家族或社会关系，一般的英国人对发迹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就是指在事业上或在职业上的一些成功。他们对政党或个人单纯地去角逐职位怀有最强烈的反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公职人员的成倍增加更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此相反的是，这件事在大陆上官僚政治泛滥的国家中却总是得人心的，人们宁愿去缴纳较高的租税，也不愿意减少一点自己或自己亲属谋取职位的机会，同时他们之中那些要求节约的呼声也绝不是意味着裁撤职位，而仅仅是减少普通公民没有机会担任的那些高职位的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