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个人应该以什么为正当的限制统治自己的主权？社会的权威又从哪里开始？人类生活中个性和社会的数量应该怎样分配？

倘若它们各有特别关涉自己的方面，它们就将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所有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所有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

尽管社会并不是构建在一种契约上面，尽管一定要发明一种契约以便从中推理出社会义务也不会实现什么好的目标，但既然每个人都接受着社会的保护，每个人也就应该对社会有一种报答；既然事实上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那么每个人对于其他人也就必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行为准则，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对方的利益，彼此互不损害那些或在法律明文中或在默喻中规定的应当被认作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其次，在一种公正原则的规定下，在人们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每个人都要承担他自己的一份责任。如果有人想逃避而不肯做到这些条件，社会就要强制他执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社会可做的事还不止于此。个人会有有害于他人的某些行为，或缺乏对他人的福利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冒犯别人去获得任何权利的程度。这时，这些人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会受到舆论的惩罚。总之，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旦到了对他人的利益产生有害影响的时候，社会就对它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就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了。然而当一个具有正常理解力的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的时候，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蕴蓄这类问题的余地。在所有这类事情上，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实施行动的完全自由，也享有承担行动的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

对于这个教义，常常产生这样的误解：有人认定它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说法，认定它一定要说人类在生活中的行为彼此之间各不相干，一定要说每个人除非牵涉到自己的利害就不应当干涉他人的善行或福祉。毫无疑问，为了他人的好处，无私效劳是需要大大增加，而绝不需要有任何减少的。但是能够找到其他工具劝使人们得到好处的应该是无私的慈善，而不必使用鞭子或板子，无论是就文字的实际意义来说，或者是借作比喻来说的鞭子或板子。如果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那么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社会道德，假如还能用次于来比较。教育的任务也是要对二者作同等的培养。

但是即便是教育，也有运用辩服的方法，运用劝服的方法，以及运用强制办法的区别，而对于已过教育时期的人，个人道德的教诲是只应用辩服的办法来进行的。人类彼此之间应当相互帮助以辨别好坏，应当通过相互鼓励来选取好的而避开坏的。他们还应当永远相互砥砺，使他们的较高的官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运用，使他们的情感和志趣越来越指向聪明的而不是愚蠢的、升高的而不是堕落的目标和计划。然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都无权告诉另一个成年人，为了他个人的益处，他不能用他的一生去做某件他所选定要用其一生去做的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福祉，是关切最深的；任何他人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相对于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都是微薄而肤浅的。

除了在一些与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除开他对他人的行为，社会对于作为个人的他所怀有的关切总是部分的，并且完全是间接的；而本人对于自己的情感和情况，即使是最普通的男人或妇女也自有其认识的方法，不知要胜过任何他人所能有的多少倍。社会在个人只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要强使个人一反自己的判断和目的，其依据是一般的臆断，但是这种臆断可能完全错误，而且即使是对的，恐怕也还是不可由一些人错误地应用于那些个别事情，这些人对于某些个别事情的情况只不过有着仅仅从外表看来的一点认识。这样看来，在人类事务的这一部类中，是有个性应有的活动场所的。人们在彼此相对的行为中，必须注意和遵守一般规律，以便人们可以知道他们抱以怎样的期待；但是在只涉及自己的事情中，每个人都有权要求自由运用个人自动性。一切要帮助他判断的考虑，要增强其意志的劝勉，都可由别人提供给他，甚至强塞给他；但是，最后的裁夺者应该是他本人。要知道，一个人因为不听劝告和警告而犯的所有错误，如果和他容让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们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这一罪恶相比较，后者远远比前者重得多。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某人个人方面的品质或缺陷怎样，也不应影响他人对他的观感。这一点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倘若他在有利于自己好处的品质方面有突出的地方，理所当然他在这点上就是值得赞美的对象。他就和人类本性的理想的完善比较接近。倘若一个人在那些品质方面有重大的缺陷，别人自然就会随之产生一种与赞美相反的情操。倘若一个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愚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所谓的趣味低下和堕落（虽然这个措辞很容易遭到人的反对），这些特点即使不能成为他人加害于他的正当借口，也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被人厌恶的对象，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会成为被人鄙视的对象：一个具有相当强的相反品质的人肯定会对他怀有这些观感的。即一个人没有做过对不住什么人的事情，也会让我们不得不觉得他是一个呆子，判定他是一个次等的人物；当然，这个判定和观感都是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因而预先警告他不要再造成他容易遭受的其他不愉快的后果，也就算给他一个帮助。

如果能突破现在的一般客气观念，这种有益的效劳做得会比现在随便得多，倘若一个人能老老实实地向另一个人说出他看出他有的缺点，而不至于被认为无礼或冒失，那实在是极好的事。我们还有权利以各种不同的办法让我们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既不致压抑他的个性，却又能运用我们的个性。比如说，我们并不是非和他合群不可；我们有不与他合群的权利（虽然不必大肆夸耀这种躲避），因为我们有权利选择与我们最能相合的群。假如我们认为他的榜样或谈话对于和他结交的人大概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我们有权利，并且也许是我们的义务，去警告他人不要这样做。

在一些随意的有益效劳方面，除了专为帮助他自我改善的那种效劳外，我们也可以不选择他而优先选择他人为对象。在这些不同方式之下，一个具有某些只与自己有关的缺点的人可以受到他人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受到的这些惩罚只是那些缺点本身的后果，而不是谁为了达到惩罚的目的而施罚于他。一个人表现鲁莽、刚愎、自高自大，不能在不多不少的生活资料下生活，不能约束自己以避免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却牺牲情感和智慧上的快乐，这样的人不能指望被人看高，不能指望人们对他有较多的良好观感；但他是没有权利抱怨这点的，除非他以特殊优越的社会关系赢得人们的好感，从而具备博取为人们有益效劳的资格，而不受他自身缺点的影响。

在这里，我所争论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在涉及自己的好处，但是没有影响到与他发生联系的他人的利益的这部分，从而导致行为和性格上给他人造成观感不佳的判定，为此，他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联系密切的一些不便。至于对他人有损害的行动，那就需要采用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了。侵蚀他人的权利，在自己的权利上没有正当理由却强给他人造成损失或损害，以虚伪或两面的手段对付他人，不公平或者不厚道地以优势凌人，以致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使之免于受到损害，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接受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成为道德报复和道德惩罚的对象。不仅这些行动如此，正当说来，就是致使这些行动的性情也是不道德的，也应当是人们不赞同甚至表示憎恶的东西。

性情的残忍、狠毒和乖张是所有各种情绪中最反社会性的和最惹人憎恶的东西，妒忌、虚伪和不诚实，没有充分理由却易暴怒，不称于刺激的愤慨，喜欢压在他人头上，多占分外便宜的欲望（希腊人叫做“伤廉”），借压低他人来满足自己的自傲，把“我”及与“我”所关的东西当做重于一切的，并专从对自己有利的打算来决定一切可疑问题的唯我主义。所有这一切构成道德上的邪恶，形成一个恶劣而令人憎恶的道德性格。这与前面一节所列举的只和自己有关的那些缺点是不一样的。正当说来，那些缺点不能算是不道德，而且不论达到怎样的高度也不会构成毒恶。它们可以算是某种程度的愚蠢或者缺乏个人尊严和自重的征证；但是它们只有在个人必须为他人自爱而不知自爱，因而背弃对他人的义务的时候才能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所谓对自己的义务，就是说对社会不负有责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它同时也成为对他人的义务。倘若除了所说的自慎之外，这个名词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指自重或自我发展。没有人需要为了这些向同胞交代，因为它们都不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必须由本人负责向他们交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