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冲动只不过是精力的另一种说法。精力当然可以被导向坏的用途；但是一个无精神无感觉的人永远没有一个富有精力的人做出的好事多。凡是自然情感丰富的人也是可以培养出最强烈的有教养的情感的人。一种强度的感受力可以使个人冲动生动有力，最热烈的嗜爱美德和最严肃的自我节制也正是源于此。只有通过培育这些东西，社会才算既保其利益又尽其义务，才不会因为不知怎样制作英雄而将其材料丢弃。一个人，欲望和冲动是归属于他自己的——这些是他通过教养将自己的本性加以发展和校改的表现——因此便具有了一个性格。若欲望和冲动不是他自己的，也就没有性格，比如一架蒸汽机就没有性格。一个人的冲动如果除了是自己的之外，还是强烈的，并且又被一个强烈的意志管制着，那么他就算有一个富有精力的性格。凡是认为不应对欲望和冲动的个人性加以鼓励使之展开的人，也一定会认为社会不需要强有力的人性，一定会认为若有不少富有性格的人存在于社会中并不见得较好，一定会认为精力方面的一般的高度水平也是无足取的。

在以前的某种社会状态下，欲望和冲动等力量可能而且确定曾经过远地超越于在当时社会所保有的训练和控制它们的力量的前头了。有一段时期，自动性和个人性的成分过多，社会的原则与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引导身心俱强的人们服从一些规则，从而使他们控制冲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一种凌驾于个人整体的权力就要由法律和纪律（像教皇们对皇帝们的斗争）确定下来，要求控制他的全部生活进而控制他的性格——当时社会还不曾找到任何其他足够的手段来束缚那性格。但现在，社会已经很能战胜个性了；现在威胁着人性的危险是个人的冲动和择取失于不足，而不是失于过多。从前，有些某位置上或者个人禀赋上的强者，其过激情绪已造成了惯于违法抗命的状态，这就需要对他们严加枷锁，以使其锋芒可及的人们还能享有点滴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大变了。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社会的最低级到最高级，每个人都像生活在一双有敌意的目光的可怕的检查之下。

这不仅仅是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即使是在仅关自己的事情上，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之间也从来不自问一句：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气质？我择取什么？或者，什么能让我公平地发挥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使它生长并茂盛起来？他们问自己的是：什么适合于我的地位？和我位置相同、经济情况相同的人们通常做的是什么？或者（还要更糟），位置和情况都胜于我的人们通常做的是什么？通过上面的举例，我的意思是相比于合乎习俗的事情，他们宁愿选择合乎自己意向的事情。他们并非本心愿意这样；他们根本只是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此外便别无任何意向。故而，他们是心灵本身屈伏在枷锁之下了。他们甚至在玩乐的事情上，也会首先想到投众合时；他们喜欢在人群之中；他们只是在一般常做的事情之中自行选择。行为上的怪僻性，趣味上的独特性，与犯罪一样，都是要竭力避免的。这样下去，由于他们不许随循其本性，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本性可以随循了。他们的人类性能枯萎了：他们已没有能力再有生来的快乐和任何强烈的愿望，一般也没有是本属各人自己、各人自生自长的意见和情感。这样的人性的情况是可取呢，还是不可取呢？

按照嘉尔文学派的理论，这是可取的。该学说认为自我意志乃是人的一项大罪行。人类力所能及的一切善行都能包括在“服从”二字上。你没有选择，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凡不是义务的就是罪恶”。任何人除非灭尽本性就无所谓赎罪，因为人性根本就是坏的。压毁人类任何官能、能力和感受力等，对抱持这种人生论的人来说，都不算是罪恶：人除开向上帝意志投降的能力外，本不需要能力；人们对自身官能的使用，除旨在更有效地执行那个假想意志外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目的，那这个官能还不如没有好。上述就是嘉尔文主义的理论。有许多不认为自己是嘉尔文主义者的人也用一种温和的形式主张这个理论。这种温和在于较少禁欲性地解释所断言的上帝意志；力言上帝的意志也要让人类餍足他们的一些意向；不过当然是要遵循服从的途径，而不是要照他们自己所择取的样子，也就是说，要遵循权威指定给他们的途径。情事的必要条件既是如此，那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

目前对于这种狭窄的人生论以及它所奖助的那类捏瘦和抽紧了的人类性格，在类似的狡诈形式之下，颇有一种强烈的趋向。无疑，有许多人真诚地认为，是造物者设计这样收小和锉短人类的；正如有许多人认为的，自然所给的本来面目，远没有树木剃了平头或者剪作动物形状之后好看。

但是，假如人是由一个善的存在造出来的，这一观点被任何一部分宗教相信，那么，就应该相信，与此信条更一致的想法，将一切官能赋予人类，不是要让它们尽被铲除，概归消灭，乃是要让它们受到培养，可以舒展；还该相信，这位存在是欢喜他所创造的人类的领会能力、行动能力，以至于享受能力的每一点增长，欢喜他们步步接近于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理想概念。另有一类关于人类优异性的想法，它不同于嘉尔文主义，认为人类之受得其秉性自非只为遭受否定而是别具目的。正和“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样，“异教的自我主张”同为人类价值的因素之一。a还有一种希腊型的自我发展的理想，基督教的和柏拉图的自我管制的理想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与它交织起来，我以为，与做一个阿尔西巴德（alcibiades）相比，做一个约翰·诺克斯（johnknox）要好一些，而比起这两者，做一个帕吕克里斯（pericles）要更好；当然假如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曾有过帕吕克里斯这个人的话，也应该是有约翰·诺克斯所有的好处的。

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允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并发扬出来，而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平，进而千篇一律。由于这工作还一半牵连着做此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由这一过程，人类的生活就变得不仅能供给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丰足的养料，令人有生气、多样、丰富，还加强着那条将每个人和本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为这个过程也壮大了一个民族，使其更加值得个人来做它的成员。对应于自己个性的发展，每人对于自己更有价值，也变得对于他人更有价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当更多的生命存在于单位中时，自然也就有更多的生命存在于由单位组成的群体中。当然，一定程度的压制还是必不可少的，以防止人性的较强标本侵蚀他人的权利：但是，即便从人类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样所得也是足以厚偿所失的。

个人主要以他人的发展为代价而得回了那些因被阻遏不得餍足其损害他人的意向而失去的发展手段。甚至就他本人来说，得失之间也是足以充分相抵的，因为约束了他本性中自私性部分的发展，才使其社会性部分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一个人因为他人的原因而受制于正义的严格规律，这正可以促使他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的目标的情感和能力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在某些事情上只因为他人不高兴而受到束缚，而这些事情并不影响他人的利益，那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得不到发展，反而是性格中那种不会伸展自己去反抗束缚的力量得以发展。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妥协，就会使自己全部的本性迟钝模棱起来。要想给每个人公平发展其本性的机会，那么，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就是最重要的。在任何时代里，单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后代所注视。只要人的个性在专制制度下还存在一天，专制制度就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反之，压毁人的个性的行

a见斯德林（serling）的论文集。为，不论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都是专制。

前文已说明只有培养个性才能够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也已说明个性与发展乃是一回事，在这里我就可这样结束这个论证了：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已说人类自身被它带到更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没有比这个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说了；说到对于好事的妨碍，没有比阻碍这事更坏的事可说了；那些最需要说服的人无疑还不能被这些考虑说服；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对于尚未发展的人来说，发展了的人还有哪些用处，这就是要对那些不想受自由之惠也不要自由的人指出，如果他们不阻碍他人利用自由而是予以容许，他们也会以某些不难理解的方式得到报酬。

第一点，我想提示一下，他们可能会从那些得到了发展的人那里学到些东西。所有人都承认，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不但需要有些人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发现新的真理，而且还要开创一些人类生活中的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和更开明的行为。任何人都不能反驳这一点，只要他还不相信这世界在一切办法和做法上已臻尽善尽美。诚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同样做出这种惠益：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是少数人的生活试验被他人采纳，可能会改进一点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这些少数人就像是地上的盐，如果没有他们，人类的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不仅那些前所未有的好事物要靠他们来倡导，就连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依靠他们。

人类智慧岂不是会因为没有新的事物要做而变得不必要了吗？一个仍然习惯于做陈事的人会忘掉为何要做它们，并且做起来又不像人而只像牛，这岂不是一个理由吗？向机械性退化的趋势在最好的信条和最好的做法中，只嫌太大了；这样死的东西就不能抵抗任何真正活的东西的最小一点震撼，也就没有理由说文明为什么不会像在拜占廷帝国（byzanineempire）那样消亡下去了，除非有一连串的人以其不断产生的首创性来阻止那些信条和做法的根据变成仅是传袭的。为了拥有天才，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即使有天分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远是很少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