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比尔》是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王安忆所著，描写了师大艺术系的阿三由一个纯真的女学生最终堕落成劳改女囚的故事。这其中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从她的意识错位写到她的挣扎无奈，直到最后的毁灭。作者在叙述的时候以不带有强烈而明确的个人主观色彩的笔触勾勒人物，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我爱比尔》获第三届上海中长篇小说三等奖。
一九八三年的美国之行，对于王安忆而言，是初步建立一个国际背景，在世界文化语境下观照民族国家个人的视野。回国后所写的的《小鲍庄》，应和了一九八五年国内文学文化界的“寻根”热潮。这个热潮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初期，再度睁眼看西方之后，中国人自我身分认同的一次集体性焦虑。彼时知识界，既有汇入世界大潮的兴奋，在全球激烈竟争之下不被开除“球籍”的担心，还有如何保持自已的文化身分，寻找自我同一性的问题。在人们祭出一个又一个中国文化的法宝时，王安忆仍然保持着她一惯的冷静思索，在《小鲍庄》里，原始神话和当代神话的讲述被同时展开，两套符码的交相撕扯使得关于“根”的神话（无论是较久远的“仁义”还是现代的“革命”）露出了尴尬的一面。在之后的创作中，她断断断续续地触及到这些问题，象在《伤心太平洋》中，她探讨了与血缘、文化紧密相联的民族与作为政治经济利益单位的国家的重叠与背离，以及个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我爱比尔》则直接回应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虽然这是个篇幅不算太长的中篇，但涉及的层面颇多。阿三的故事是一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女性自我认同的故事，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揭示出一幅相当真实的景象，但是由于王安忆让故事的主人公“阿三”在这个故事中承担了过重的叙事功能（第三世界女性知识分子），使得故事的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在这个框架中被隐抑。女性常常被用来隐喻第三世界，但是女性和第三世界这两个范畴之间毕竟还存在着不同的区别，当对阿三命运的描写从第三世界转到女性时，叙事的裂隙无形中就产生了。
作者简介阿三是一个在九十年代中西文化大碰撞下迷失了本性，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然后身体力行的女孩子。她认识了崇拜古老东方文明的美国大使馆馆员比尔，于是拼命做得与众不同，以此来取悦比尔。在比尔踯躅不前的时候，她采用了最独特的方式向比尔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性观念问题上的迥异，并以期待的姿态、精灵般的奇思异想引导着比尔。阿三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一叶障目之中：她想完全融入西方人的世界，但她毕竟是中国女孩，她对西方所有的文化观念再怎么认同、再怎么渴望向往，终究摆脱不了她的血源与种族。她的美丽在西方男人眼里（诸如马丁、比尔）象征了异域风情——是吸引他们却无法让他们接受的风情。
比尔，是她的初恋男友；阿三，是她画画的笔名。大学时，阿三不惜被开除也要和美国男友比尔在一起。因为，她说：“我爱比尔。”与比尔分手后，阿三在宾馆或别的地方结交上法国人马丁、陌生的美国老头、美国专家、比利时人和更多的外国人，都只是想找和“比尔”在一起的异国情调。劳教农场的暗娼们给阿三取了个绰号“白做”。
关押上海女犯的白茅岭劳教农场，聚集着最有故事的女人。善写女性的王安忆，在白茅岭找到了自己要创造的阿三。在阿三身上，王安忆找到了中国的文化故事。
我爱比尔: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54年3月出生于南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的女作家，被视为文革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作品等等，代表作品有《长恨歌》《小鲍庄》《流逝》《富萍》等等。
王安忆的小说普遍带有循环时间观念渗透下圆形思维的意味。这种圆形维引导下的圆形结构散发出浓郁的神秘色彩和悲凉色彩，它将无数个个体生命存在的偶然纳入到一种必然运动的封闭结构之中，尽管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然而在整体时间的演进过程中生命个体叉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表现为一种生命本质的无奈和偶然，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偶然便铸成了人物必然神秘而又悲剧的人生命运，于人际往来和世界苍凉中完成的一种圆融悲远的境界便蕴含其中了。
与此同时，由于过多理性动机介入小说的操作，小说的故事结构开始呈现出很强的隐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