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部电影里同时搞定了北野武、坂本龙一、大卫・鲍伊

映画艺术：您怎么看《凶暴的男人》的呢？您觉得电影里缺失了什么吗？

大岛渚：在《凶暴的男人》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野武的优势。他作为导演的水平提高了，他的作品更深刻、更有意义了。他当导演当得越久，影片就越深刻。

现在他已经当了十年的导演了，这期间他出了意外，也处理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是这些经历给予了他的电影以深度。他早期的电影更直接，我也是这样，这很自然。深度只从经验里来，拍摄的经验以及生活本身的经验，这是两者的结合。当然了，每个导演都从合作的班底以及演员那学到很多。

《凶暴的男人》（1989）

映画艺术：当你回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第一时间在脑中闪现的是什么事情呢？

大岛渚：是我遇到的人们。当我在拍《感官世界》（1976）的时候，我开始习惯和非日本人打交道。当我在拍《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和《马克思我的爱》时，我都没怎么意识到整个剧组都是外国人，也没感觉到在国外拍摄。我真正记得的是单独地与人见面。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我在国外拍摄得太多了，我很希望下部戏能回日本拍。

映画艺术：即使您回日本，欧洲观众还是急切地想要看到您下部作品。

大岛渚：我很喜欢在国外生活。几年前我在伦敦崩溃了，我想的是如果我现在死掉的话也太酷了吧。

映画艺术：北野武说过外国记者都很博学。您有对法国英国或哪国记者问的问题感到惊讶过吗？

大岛渚：我一直都很惊讶。因为我是某种意义上的先锋，所以我要承担回答关于日本的问题的责任。大家认为我是唯一一个同时代表当代日本和世界的人。我知道这是我总被问那么多问题的原因。我要对很多事情发表意见。这是真实的经历，它教会了我很多。

映画艺术：考虑到语言障碍，你肯定对评论家那么认真看你电影感到印象深刻吧。

大岛渚：当然，我印象很深刻。举例来说，有人曾经对我说，「在你电影里总有耀眼的太阳。但是在《日本春歌考》（1967）里，它变成了黑白的升起的太阳旗，在风中飘扬。这象征着什么吗？这表示了日本的变化吗？」我努力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问这个问题的人的脸。我也常被问到我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