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寻求市场与艺术平衡点的导演,和一个急需用作品和演技完成转型的流量小花,这次合作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互相成全。
流量提升了《宝贝儿》的知名度,能够让这部小众的文艺电影被更多人看到,但流量也注定了相比于关注社会弃儿的讨论,影片更大的争议点在于主演杨幂。
而上一次文艺片能够获得铺天盖地的话题的,是冯小刚与范冰冰的《我不是潘金莲》。
即使是村妇,对比《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范冰冰与其他人,依旧有着巨大的区别。单从海报而言,美版范冰冰对“丑”版温柔俯视,形象对比之下,范冰冰扮丑转型的大肆宣传,似乎才是这部作品的最大话题度。
甚至连冯小刚导演自己都这样表示:“找公认的演得好的女演员来演,得奖了,跟我有关系吗?我要是找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行的,在我的指导下演了,得了奖了,那就跟我有关系了嘛。”
对于《宝贝儿》里的杨幂,似乎也不过重复了范冰冰的旧路。但可惜的是,即使话题不断,对于范冰冰的演技而言,还是有不少观众表示肯定,但对于杨幂,多数人的评价为:尊重她的勇气,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判断她将改写事业的依据。
毕竟如果无法将人物的内核与深层次的行为驱动,通过演技传达出来,那么这类的“形象突破”将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甚至会让部分观众产生“这只是噱头”的既有印象。
上线第四天,《宝贝儿》的总票房累计至2246万,豆瓣评分从6分跌至5.7分,两人当初在点映场上的玩笑话一语成谶。
只靠“扮丑”,转型之路道阻且长。
“审丑”悲哀
事实上,杨幂和范冰冰也不过是女星转型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在如今的大荧幕上,美貌女明星想拿奖先“扮丑”,似乎已经成为了电影圈不成文的规矩。
赵薇凭借《亲爱的》中粗鄙无知、买卖孩子的农村妇女,首次拿下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颜丙燕凭借《万箭穿心》中的城市底层妇女,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影百合奖、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等一众奖项统统收入囊中;在电影《杀生》中,梁静对举止夸张言语粗鄙的“接生婆”的塑造,让她获得了金马奖。
即使是作为权威存在的奥斯卡,这么多年对寡妇、丧子母亲、丑女等形象也有着不一样的偏爱。最为典型查理兹・塞隆在29岁时凭借《女魔头》中的连环杀手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而在这之前,她拿到的都是花瓶角色。
作为观众认证的实力派,梁静曾开玩笑称:“女演员们,不要怕扮丑,你们看我,这么漂亮一美女,一扮丑,就拿了奖”。
虽然很多女演员自毁形象的或许并非出于拿奖的心态,但是颠覆形象的表演更容易拿奖,的确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
纵观受到肯定的女性银幕形象,观众似乎更偏爱于绝境下的女性角色,他们喜欢看着女性哭泣、崩溃、绝望,即使有着丑陋的容貌但有着或善良或坚定的内心……为了塑造这样的形象,女演员需要扮丑、增肥,尽量远离美丽这个词,以此获取评委的垂青。
这也致使越来越多的女星加入扮丑行列,一方面是对自我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利用“丑”在女星身上的戏谑感营造一种“审丑”心理。
复旦教授杨俊蕾在《“女星扮丑”成为形式,是对真实民间的误解》中指出,“导演与原著作者各怀心思的仓促拍摄和奢望欲念,既想让女星扮丑成为引人发噱的搞笑材料,又想让扮丑后的底层人物获得普通观众的普遍关注与道德优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或许就如同爆款文中对“如何在三十天内减肥”的问答一样,“扮丑”也成为了“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奖”这一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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