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ain在演出前非常紧张，但他一演奏起来就意识到那些音乐中蕴含的力量，还有它们的商业价值。“他已经在考虑用相似的手法把那些歌重录一遍。”Goldberg说，“MTV会拿到一个点的版税，他寻思：‘我们自己就能弄，不用付他们那一个点。’”

然而，Cobain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些愿望了。1993年12月，演出在电视上播放，次年11月，《纽约不插电》（MTV Unplugged In New York）发行，此时距Cobain逝世已经七个月了。这不仅是他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也是他躁动的艺术灵魂存在的证明。“你从那些歌里就能听出他接下来可能的计划，”Goldberg说，“他不愿被他的过去所囚禁。”

Grohl：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抑郁。我连床都下不了了。

Love：他恨所有事，所有人。有一次他在马德里演出的时候穿过观众，有几个小孩冲着他喊：“Kurt！Smack！”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哭了，他不想被冠上“瘾君子偶像”的名号。

Grohl：我们到德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没什么演出的心思了。

Novoselic：他说了些很扯的理由，为什么不想演了……他的个人生活里有什么事一直在困扰着他。

Grohl：Kurt想回家，所以我觉得他是故意把嗓子搞坏，这样随便哪个脑子正常的医生都会对他说：“这是感染了吧。”

Novoselic：这乐队要散了。

3月2日，Nirvana取消巡演，Cobain前往罗马与Love碰头。他和巡演吉他手Pat Smear一起在怡东酒店（Excelsior Hotel）登记入住。Love迟到了一天，于次日抵达。与此同时，Cobain请一位行李生去取处方药氟硝西泮，这是一种强力镇静剂。据报道，3日晚上他大概吃了50到60片氟硝西泮。

Love：凌晨四点，我醒了，伸手想去够他，我已经太久没见到他了。他不在床上，一般要是Kurt不在床上我会很警觉的，他有可能待在哪个角落里做坏事。我看见他躺在地板上，已经死了。

Cobain（一张纸条掉在他没知觉的身边，如此写道）：我和哈姆雷特一样，必须选择生存或是死亡。

Love：从法律角度来说他已经死了。

Goldberg：接到Courtney电话的时候我人在纽约，她说Cobain在罗马又用药过量了。

Grohl：电话铃响了，有人在电话那头说：“老兄，快调台看CNN。”于是我就看见Kurt在罗马的新闻。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完了，都完了。”

Goldberg：太吓人了。我跟Courtney在电话里又是哭又是祈祷的。我是个会祈祷的人，我相信这能改变事情的走向，所以我会主动祈祷。她那时当然也这么做了。

Grohl：后来我和Krist在电话里说上话了。有人说：“他没事，他只是昏迷了，没死。”乱七八糟的，真疯狂。

Goldberg：拜上帝所赐，他挺过来了。我天真地想：“行，他这回离死亡这么近了，今后会明白过来的，这事儿肯定能点醒他。”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昏迷差点至死已经算是跌到谷底了。

Cobain出院后，和Love回到了西雅图。关于自杀的详情，他瞒着朋友们。他对Dave Grohl说他“玩儿太疯，喝太多了，我对自己做的事不太小心”。而Grohl回复道：“听着，我觉得你不应该死。”

但是，这份好心的建议似乎来得太晚了。马后炮地说，那会儿Cobain已经陷入了他的死亡螺旋（death spiral）。他的药物摄入量已经增至危险临界值。3月18日，狂躁的Love打电话叫警察来了家里，Kurt拿着他的.38口径左轮手枪把自己锁在卧室里，说要杀了自己。警察来了之后，把他劝出屋，没收了他的手枪。他随后否认自己是真的要自杀，然而对他的家人朋友们来说，事态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Goldberg：我和Kurt通了几次电话，接着Courtney在3月底打电话给我，说事情完全没有好转，他的状况前所未有地糟糕。我见过她愤怒、悲伤、失去理智，她拜托我去西雅图参加那次危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