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他把全体中国人都得罪光了，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像梁启超一样批判国民劣根性中的奴性，但更侧重于奴性驯养后中国人形成的卑怯心理。

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经典的表述：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示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鲁迅进一步揭示出，这种只向弱者动刀的国民性，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等级森严的制度。他说：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已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一句话，来总结国民劣根性最为贴切。那就是：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与梁启超改造国民性的乐观相比，鲁迅明显要悲观得多。

当他听说《呐喊》被人当作课本，拿去给小孩和青年进行启蒙时，他感到大为恼火，不仅“见了《呐喊》便讨厌”，并且认为它“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一个以启蒙为职志的文学家，居然多次说出这样悲观的话来，可见他对国人了解得越深刻，内心就越悲凉。

天底下最难的是改造一个人的人性，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性！

▲柏杨。

五

当代批判国民性的人中，最出名的要数柏杨（1920―2008）。柏杨的经历比较崎岖，曾因为一幅漫画，坐了近十年牢。到1980年代，他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主题，在各地（主要是美国）演讲。

一石激起千层浪。1985年，这些演讲以及他的相关杂文结集出版后，迅速在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畅销。评价则呈现明显的两边倒，有人誉他为“当代鲁迅”，有人说他“不是中国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柏杨的批判之所以让人更不适，更有刺痛感，是因为：梁启超、鲁迅等人批判的都是过去的中国人，时间缓解了代入感，许多人读完就跟读《笑林广记》一样；而柏杨的批判也会引入历史，但矛头所向皆是现在的中国人，于是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陷入灵魂的拷问。

鲁迅曾把国民劣根性养成的社会土壤称为“黑色染缸”，柏杨发展了这一概念，称这种7439为“酱缸7439”，把受这种“酱缸7439”毒害的人称为“酱缸蛆”。他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