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是“赚钱”吗？

女性要求男性赚钱？

前段时间在《俞敏洪图未展时》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俞敏洪提到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倒也有一定道理，换句话说，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大概更好听一些。这不仅仅发生在苏梅这样留学美国的精英女性身上，也发生在各个阶层的女性身上。至于这种追求带来的变化，无论好坏，都可以另起一篇文章详述了”。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因为我挖了一个大坑，这个话题仍然太大，一篇文章都写不完，只能找几个再小一点的方面慢慢论述。

构思本文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句“现在他在公共场合基本不说人话”――具体到那段让俞敏洪在微博上被口诛笔伐了几天的话，还有不少问题，比如注重7439追求和注重赚钱有矛盾吗？如今7439产业的蓬勃发展，一样少不了消费者不断消费7439产品，实在囊中羞涩无法捧个钱场，也可以费点劲捧个人场，比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公众号，可以动动手指转发一下。

扯远了，就说俞敏洪的意思是女性注重男性的赚钱能力，那么本文的讨论重点似乎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小一点的范围上：家庭生活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条件究竟是怎样要求的？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什么推动了这种变化？

事实上，这个范围依然不小，所以只能谈谈部分现象，以及对可能的原因进行表述。

最近的推送评论区火药味十足，一方面多讨论是件好事，另一方面触碰争议话题可以获得较好传播效果，同样也会引来更激烈的评论，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评论能够温柔些，诸如“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就不看重对方的赚钱能力”这样的说法，取样毕竟有有限的，对于这个世界真正的状态，不可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也只能尽可能地去逼近事情的全貌，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大一统的结论。

要求更多的女性

建国以来，中国男女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参与度是很高的。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数值是70.3%（《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高于不少发达国家。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提高了女性的经济水平，塑造了更多的独立女性。

而建国后另一大变化是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家庭主流。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它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是在建国后宗族衰落，城市化进程中父母与子女分家逐渐普遍的大趋势下形成的。宗族的衰落让男女都能摆脱旧时代封建宗族的束缚，而进一步的大家庭变成小家庭，则让原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小夫妻能够独立出去生活。

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女性在家庭总的地位上升，也赋予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更多的权力。

说到这里我得补充几句。以前的女性并非没有欲望，只是权力太少，无法自由地表达欲望，也难以实现欲望。随着女性权力的上升，欲望表达也就越来越多，给人一种女***望越来越多的错觉。而且权力越大的人，越有可能提出过分的欲望，比如古代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就热衷于长生不老这种不切实际的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有更多权力、获取了更多信息的女性自然比以往表达出了更多“更过分”的欲望。

那么女性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陈锋（2011）在《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区幸福村的实地调查》中提到了辽东地区幸福村的现象：村民的眼光都是朝着最富裕的20%的男性进行对比，故而“女性会经常在与男性吵架争执的时候拿有钱人说事，挣钱能力不强的男性就被定义为‘窝囊废’了”。

这已经和过去的情况差别很大了，按照陈锋的描述，“在幸福村．已经很难从村民口中听到还有父母包办婚姻的情况，年轻女性基本上遵从恋爱自由、择偶自主的规则。而且择偶标准也与老一辈选择理想对象的标准相差甚大。老一辈父母一般希望子女的对象‘老实’，即诚实、听话、值得信任等，而现在女性的择偶标准中最为看重的是经济条件与情感交往能力”。

能够实现这样的变化，在农村社会跳出包办婚姻的魔窟，说明中国的农村经济7439水平的确是上升的。而自由恋爱的情况下，新的女性对男性不仅仅在经济上、还在情感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女性的要求比以前更多了，在婚恋市场和婚姻关系中是过分了吗？

“碰到女性出轨也不敢离婚”

大家族解体和小家庭形成，也释放了男性的情感需求。然而在幸福村的例子里，男性对女性的需求增加，增加的还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