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二元结构

生物学家可能已经建立起了更加周延的性别观念，但社会还没有跟上。确实，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群体半个多世纪以来表现出的积极行动，已经使社会对性别与性取向的态度有所柔和。许多社会都已能宽容在外表、事业、性伴侣的选择上跨越传统界限的男男女女。但是当说到性别时，来自社会的强烈压力依然使性别的二元结构固若金汤。

图源：Joseph Daniel Fiedler

这样的压力意味着先天性DSD患者必须接受手术，以获得“正常”的性器官。这样的手术饱受争议，因为它通常在婴儿时期进行，患者年龄太小，不可能自己作出决定，而且他们被确定的性别与其终极认知中的性别不一致的风险始终存在。因此，支持跨性别的团体建议医生和父母至少要等到孩子长到能够谈论他们的性别认同这（通常在三岁左右就能有所表现），或者在他们已经长大到能够决定是否想进行手术时再行决定。

这个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13年5月，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名叫MC的孩子的养父母提起了一场诉讼。MC生来患有卵精巢型的DSD，这种疾病使他的生殖器官和性腺发育模糊，既有卵巢组织又有睾丸组织。当MC16个月大的时候，医生对其进行了手术并确定其为女性，但是，现在8岁的MC却发展出了男性的性别认同。由于MC在接受治疗时处在国家监护的状态下，这场诉讼的矛头不仅指向手术酿成的医疗事故，更指控国家侵犯了MC受到宪法保护的身体完整权和生育权。上个月，联邦法院决定停止审判，但是案件在州法院依然正在审理。

“对于生来就有双性人特征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托马斯・杰斐逊法学院性与性别法律问题专家朱莉・格林伯格（Julie Greenberg）说。她表示，这场官司可能会鼓励美国的医生在对DSD患儿做手术的必要性不甚明确时采取谨慎克制的态度。社会学家乔治安・戴维斯（Georgiann Davis）在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从事两性特征和性别有关的研究，他自己生来患有完全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他说，这或许能唤起人们对“双性人群体被迫面对的情感与生理挣扎”的认识，因为“医生想要‘帮助’我们融入社会”。

图源：Nobel Hygiene

医生和科学家对病人的遭遇感到同情，但是MC案同样会引发一些麻烦――因为他们深刻地明白，在性别生物学方面人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太多。在他们眼中，因为法律规定而改变医学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希望看到更多诸如生活质量、性功能等结果性的数据，来帮助决定DSD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研究人员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了行动。

曾经，DSD的诊断依赖于激素测试、解剖学检查、医学成像及后续令人痛苦的逐个检查基因的过程。现在，基因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团队可以同时分析多个基因，直接作出基因诊断并减轻患者家庭在整个过程中的压力。比如，维兰正在使用的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能够直接对XY型DSD患者整个基因组中编码蛋白质的基因测序。去年，他的团队证明，外显子组测序技术能够为35%基因情况未知的受试者提供可能的诊断。

维兰、哈里和阿克曼都表示，医生对生殖器官的手术的态度正在愈发小心谨慎。DSD患儿的治疗过程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多个团队参与，旨在为每个个体和家庭提供量身定做的管理服务和支持。但是，即使不进行手术，这也往往涉及到该把孩子当男孩养还是当女孩养的问题。科学家和倡导团队都同意这一点，正如维兰所说：“在抚养孩子时，我们很难把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性别当作孩子的性别。”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下，人们除了男和女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生物学家进一步证明性别是一种图谱，那么社会和国家将不得不去适应这样的结果，并找出画这条界线的方法和位置。许多跨性别者和双性人活动家都梦想着一个性与性别无关紧要的世界。尽管一些政府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进步，格林伯格仍对这一梦想实现的前景感到悲观――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她说：“我认为完全摆脱性别的标识或容许第三种模糊标识的存在将会是很困难的。”

所以，如果法律要求一个人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那么性别该由解剖学、激素、细胞还是染色体来确定？如果这几个因素之间发生冲突该怎么办？“我觉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学参量能够完全涵摄其他所有的生物学参量，最终，性别认同应该是最合理的参考标准。”维兰说。换句话讲，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到底是男是女，直接去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