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厌恶的能力似乎是一种文化习得。人们被教育去对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厌恶并远离它们。正如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米勒（William Ian Miller）在著作《厌恶的剖析》（The anatomy of disgust）中说的：厌恶感标志着文化和自我的边界。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时候他在南美的火地群岛探险，一个原住民用手指戳了戳他带到露营地的冻肉，对肉的质感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而达尔文自己――对于自己的食物被一个没穿衣服的人触摸，同样感到了厌恶，尽管他的手看起来并不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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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造成的厌恶感分歧随处可见。在美国，鹿蹄草薄荷口味的口香糖深受消费者喜爱。但是这种口味的口香糖在英国却很难卖得动。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不爱嚼口香糖，而是因为在英国，鹿蹄草薄荷通常被加进洁厕产品和一些外用的药品中增加清凉感，因此英国人一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难不联想到厕所与创伤。

一个多世纪以前，当北美还是殖民地的时候，殖民者们管海里的龙虾叫做“海蟑螂（cockroaches of the sea）”。他们拿龙虾来当作肥料和鱼饵，只有囚犯和奴隶才会靠吃龙虾果腹。有钱人可不吃这些，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干净的事物，“不干净的人”才会吃。再看看现在？

上述例子无不说明了同一个现象：来自不同文化或时期的两种人，对于事物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厌恶感情绪。这仅用进化学说可解释不通，文化环境才是背后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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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在厌恶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厌恶什么？

想象你的面前有三杯水，第一杯无色无味，但溶有致命剂量的砷，也就是砒霜；第二杯无色无毒，但非常苦；第三位无色无味无毒，但之前装过大便标本，虽然已经彻底清洗并消毒过。

你喝哪一杯？

我们的厌恶感，并非单纯基于感官结论，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或揣摩。你不会因为一根清水冲洗过的胡萝卜棒掉进了面里而放弃一整碗面，但如果掉进去的是一只经过彻底消毒的蟑螂呢？

我们会本能地对蟑螂产生厌恶感，这与它是否被消过毒没有关系，只是因为观念里我们会坚持认为――蟑螂意味着不洁与传染性。

但你也许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吃的每一罐蜂蜜，都只是昆虫分泌的粘性液体，我们喝的每一滴牛奶，都来自母牛的乳腺。

每一个我们所厌恶的事物，都以一种并不温和的方式提醒着我们的动物本性。那些最让我们恶心的事物――排泄物、生育过程、不洁食物、死亡现象――也正是我们与其他动物最明显的共同特征。

而这些关于动物本性的提醒，也都是对可能存在的威胁的警告。

眼泪――作为唯一一种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达情绪的体液，也是让我们最不会感到恶心的身体分泌物，这也许不是巧合。但除此之外，鼻涕、血液，脓疮里的流脓，这些都暗示着生命的脆弱性与存在传染性的可能。我们人类早已将这些与人类种族特有的道德感、政治观乃至宗教价值体系紧密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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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合排泄体液会被视为极其不道德的举措，高厌恶敏感性的人往往有着更为保守的政治倾向，一些宗教所明令禁止的行为（比如禁食某种动物肉）或是割礼、洗礼等仪式，也与我们的厌恶感和对于疾病的天然抵触密切相关。就像《摩西律法》里所写的：清净近乎神圣，整洁近于美德。

我们所身处的文化，数千年来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尽力保障每个个体的安全。

这段至今仍在延续的历史，也是一部我们人类自我驯化的历史。厌恶感早已从感官引发的生理本能性回避演化成了一种更杂糅的情绪。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抽象而复杂的情感，如同爱情，又像罪恶感一般为人类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