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在唐代由尚书省祠部发行，因此又称祠部牒。度赚上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内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有了这份度牒便可随意行走，还获得了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这在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时代，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么其发行自然也要严格控制。在申请度牒的文书上面，需要三省诸位高官连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请，并提供剃度者的个人简要信息。随后经过皇帝批准，再由中书门下向祠部发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转发敕牒并颁发实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萨形象

所谓的实名敕牒是与空名敕牒相对而言的。通常情况下，祠部颁发的都是已记录剃度者信息的实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这种度牒就可以由买主随便填写。后世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大肆贩卖的度牒，也多为这种“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颁发度牒外，唐朝还一反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时期，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数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时期，却并未如隋代统治者那样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则天继位后，由于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对佛寺的发展选择网开一面。

武则天时代的网开一面 实际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来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开元年间的有敕额佛寺数量与贞观年间相比并未增长多少。从武则天当国到会场灭佛之前这段期间，主要增长的是“无敕额佛寺”。

这里说的有敕额佛寺，也就是国家官方认可的寺院。而民间私自建筑的佛寺在当时严格来讲并不能称之为“寺”、“院”，只能冠为“招提”或“兰若”。

唐武装的会昌灭佛 有巨大的经济考量

根据后来会昌灭佛时期的统计，这段期间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兰若”有40000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发展可见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对朝廷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股极大的有害势力。但限制佛寺发展只是节流，要想开源就必须从作为源头的度牒下手。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献策，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

尽管朝廷开始逐渐滥发度牒，但此时度牒发行手续仍然比较复杂。跟后来宋朝时的度牒经济规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安史之乱的爆发 迫使唐朝贩卖度牒换钱

宋朝的开源经济

北宋时期的佛像

北宋初期，为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对出家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当时的宋朝财政，还是收大与支的，故而度牒价格还很正常。每张只收一百，也没有出现贩卖度牒筹钱的现象。对于僧人来说限制并不算严格，可以说是相当宽松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况则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财政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资金困难，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现象。既然出现了财政困难，那就要想法子筹钱。便开始学习到了唐人贩卖度牒筹钱的方法。

宋英宗时代的经济困难 让度牒有了重要价值

于是，宋朝政府对度牒开始极为看重。在官方编纂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就明确把“度牒”归入在了“财用门”和钱币并列。这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鬻牒最为滥觞的时代。

至于宋朝正式采取鬻牒政策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通常认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买卖度牒的行为还算不上滥觞。但从治平四年开始，每年所卖度牒总额一直在不断上涨。到宋神宗时期，每年发行度牒数量已超过10000。发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阶段，每年已发行超过30000。这个进程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时期，每年度牒发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