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秋天，结束了兵戎生涯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他一边写作，一边当教授教人写作。剩下的时间呢，一半用来追求一个叫做张兆和的女学生，另一半，自然用在了研究自己热爱的文物上。

琉璃厂、天桥、廊房头条、二条及前门大街等地方，只要有古董的地方就常见这位身着长衫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斯文教授的身影。三千年来的东西从清宫中一股脑流落出来，刚到北京的沈先生每日食不果腹，但这处文化殿堂却给予了他极其充足的精神食粮。

到北京十年后，在大学任教的“北漂”沈从文才算是站稳了脚跟。有了些许财力的沈从文开始购买和收藏文物，从青花瓷到耿马漆盒，从宋明旧纸到破损的古董家具，沈从文收藏了大量价格便宜又不影响研究的文物。

纹饰精美的漆盒

跟其他收藏者不同的是，沈先生收藏文物不为增值，他收藏的文物研究把玩一段时间后大多送了人。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时，他不仅把自己收藏的大批文物捐赠出去，更热心地四处劝说别人捐赠。

千百件文物辛苦收集来又送出去，似乎空忙活一场，但对于沈从文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关于文物的知识积累及了解，已经牢牢地保存在他的大脑中，这才是永远不怕失去的财富。

中年沈从文

1949年初，跟不上当时主流文学步伐的沈从文受到批判，加上面对昔日好友及妻儿的不理解，他曾一度陷入试图自杀及精神失常的绝境。

1949年底，自杀未遂的沈从文似乎想通了，让他从精神困境中脱身而出的正是对文物研究的一份热忱。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经历了这一年煎熬的思考，重新归来的沈老宛如新生。

在历史博物馆他不顾受到的冷落与排挤，一头扎进了文物的世界中不倦钻研。在午门城楼的穿堂风里，在尘封着几百上千年历史的坛坛罐罐中，他转悠了十几年，完全沉浸在这个陈旧而又新奇的新世界中。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给文物写标签，这是调任历史博物馆的教授级研究员们看不上的工作，但沈从文偏偏做得津津有味。他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边看边写边想中，光总结历代服饰的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

而对服饰的研究深入之后，通过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等文物他也渐渐驾轻就熟。摸过几千面铜镜的沈从文到后来都不需要看，只用手摸就能将一面铜镜的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

给参观者当说明员，这更是其他研究员自恃身份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沈从文是这些教授级研究员中唯一一个会亲自下场讲解文物知识的人。

对于这段往事，沈老的弟子汪曾祺也并不十分理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汪曾祺与其师沈从文先生

对于沈从文来说，文物讲解可能也是排遣内心积郁的一个途径。在做讲解员时他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观众，有村里来的小教员，有美术学校的学生，更有乡下来的老大娘或者退役的解放军等等。与这些人无心机的交谈中，生活中不受待见的抑郁渐渐淡去。

曾有幸听过沈先生讲解文物的学者回忆起来，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面对有所领悟的观者，他还会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对方进行思考。

后来的考古学家王?、孙机等都是在历史博物馆偶遇了沈从文的讲解之后受到启发而投身这一行业的。

后来成为沈从文工作得力助手的王?与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