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崇祯会在南迁朝议上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是的，南迁在崇祯看来是如此可耻的事情，要南迁，谈何容易。

可惜，崇祯既没有嘉靖的智慧，也没有于谦这样的良臣。明末也不同明中，一切都变了，崇祯却仍要帝王面子，这就是祖宗之法乎!

崇祯南迁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君臣如寇仇，紧要关头无人出来为崇祯分忧。

南迁是国家大事，光皇帝一人无从实现。明朝本就是君臣共治，文官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如果动议的时候，群臣以南迁为坚决共识，那成事可能十之八九。可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臣子动辄得咎，有功无赏，小错抄家，刻薄寡恩，使得崇祯后期的朝臣们大多都诺诺应事，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有功不一定有赏，但有错就肯定死。

当时的朝廷议政，大臣都以中庸标榜，废话连篇，而不得真意。

所以当崇祯表露出南迁之意时，以周延儒为首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说得云里雾里，就一个意思“皇帝你看着办，我们不表态。”就几个低层官吏上书支持，表示南迁为首要之计，可他们的级别不够。

本来崇祯就对南迁没啥信心，感到羞耻，加上群臣一顿沉默，便打消了想法。

乱世需要如于谦这样的人力挽狂澜，可这样的人活不到崇祯末年。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钱龙锡都是当世大才，可是都因为猜忌不能尽用。陈新甲则因为透露帝意，被轻易赐死。

所以南迁之事难行，旧时沉疴亦是原因，帝王心术又是另一个原因。

不管怎样，1644年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276年的历史走来，对于封建大王朝而言已是难得。纵使南迁可行，大明也不过多延续几年寿命，若要再续几百年，除非提前进入资本主义，不然任何措施都徒劳无功。

毕竟我们可曾见过有延续三百年的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农业生产方式的顽疾。所以我们才要如此追求工业化，因为只有如此，14亿人民才能和平富裕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崇祯南迁未成，反映的只是封建王朝末年的病态而已。

按照金树峰老师的话：“无组织力量已经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唯有残酷嗜血的改朝换代才能结束这样的一种状态，走向一个新时代。”

两千年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走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