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崇祯会在南迁朝议上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是的,南迁在崇祯看来是如此可耻的事情,要南迁,谈何容易。
可惜,崇祯既没有嘉靖的智慧,也没有于谦这样的良臣。明末也不同明中,一切都变了,崇祯却仍要帝王面子,这就是祖宗之法乎!
崇祯南迁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君臣如寇仇,紧要关头无人出来为崇祯分忧。
南迁是国家大事,光皇帝一人无从实现。明朝本就是君臣共治,文官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如果动议的时候,群臣以南迁为坚决共识,那成事可能十之八九。可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臣子动辄得咎,有功无赏,小错抄家,刻薄寡恩,使得崇祯后期的朝臣们大多都诺诺应事,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有功不一定有赏,但有错就肯定死。
当时的朝廷议政,大臣都以中庸标榜,废话连篇,而不得真意。
所以当崇祯表露出南迁之意时,以周延儒为首的元老重臣,几乎都说得云里雾里,就一个意思“皇帝你看着办,我们不表态。”就几个低层官吏上书支持,表示南迁为首要之计,可他们的级别不够。
本来崇祯就对南迁没啥信心,感到羞耻,加上群臣一顿沉默,便打消了想法。
乱世需要如于谦这样的人力挽狂澜,可这样的人活不到崇祯末年。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钱龙锡都是当世大才,可是都因为猜忌不能尽用。陈新甲则因为透露帝意,被轻易赐死。
所以南迁之事难行,旧时沉疴亦是原因,帝王心术又是另一个原因。
不管怎样,1644年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276年的历史走来,对于封建大王朝而言已是难得。纵使南迁可行,大明也不过多延续几年寿命,若要再续几百年,除非提前进入资本主义,不然任何措施都徒劳无功。
毕竟我们可曾见过有延续三百年的封建王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农业生产方式的顽疾。所以我们才要如此追求工业化,因为只有如此,14亿人民才能和平富裕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崇祯南迁未成,反映的只是封建王朝末年的病态而已。
按照金树峰老师的话:“无组织力量已经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唯有残酷嗜血的改朝换代才能结束这样的一种状态,走向一个新时代。”
两千年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走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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