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子强韩：“术”之道终是昙花一现

公元前403年，韩国与魏国、赵国三家抱团取暖，共同大败知伯后，实现“三家分晋”，从中分得一杯羹，并被周天子（威烈王）正式承认为诸侯。只是在战国七雄中，韩国地盘最小，国力最弱。它北有魏国，西有秦国，南有楚国，整个国家处在这些大国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这些大国吞噬的危险。到了战国中期，各个国家为了增强国力，纷纷开始寻求变法图强。于是秦国有商鞅变法、魏国有李悝变法，深受其影响的韩国更是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再不变法，就只能坐以待毙了。然而到底该怎样变法？谁又最适合引领这场变法呢？

恰在公元前354年，魏国向韩国发兵了。面对强大的魏国军队，韩国君臣则是苦无良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的出现帮助韩国度过了难关，并从此开启了强国之路。

大战在即，韩国岌岌可危，就在群臣喋喋不休之时，申不害挺身而出，他进言韩昭侯：“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韩昭侯斟酌再三后，终于听取了申不害的建议，亲自起身前往魏国，朝见魏惠王，以表敬畏之意。没想到朝魏之程，一切如申不害所料，魏惠王开心地接受了韩昭侯的朝拜，不仅立即撤兵，还与韩国相约达成友好邻邦。

正是魏国的这次侵伐，让申不害脱颖而出，赢得了韩昭侯的关注。申不害作为当时新兴的“士”阶层代表，他极度渴望能够得到国君、贵族的赏识，从而得到一个可以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1年，韩昭侯在见识了申不害的才能后，不顾贵族众卿反对，破格提拔本为“郑国贱民”的申不害为相。公元前355年，申不害成为韩昭侯相中的变法人，在韩昭侯的支持之下开始实施变法强韩。

作为一个被韩国征服兼并的郑国小民，申不害自然很珍惜韩昭侯的知遇之恩，将毕生所学全部倾注在处理韩国事务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申不害本学黄老，但推崇“循名责实，明赏慎罚”的刑名学，也就是法学。他提倡“术”与“法”相结合，为了满足当时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的需要，他主张君主应擅长“术”之道，也就是要做到喜怒不流于脸上，不给下属揣测之道。而且君主还要能够玩弄“权术”，推崇国君“独断”，要牢牢地把持住国家的最高权力。

申不害在变法过程中，针对贵族阶层，他取得了韩昭侯的绝对支持，收回贵族特权，清理贵族的府库以充盈国库；他本人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兵编入国家军队一同进行严格训练，并提出了“循功劳，视次第”的论功行赏制度。

在吏治方面，申不害主张官员要称职不越位，履职情况要有检查和考核，推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不仅可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还提高了整个国家政务处理效率。

在经济方面，申不害一方面鼓励农民开荒种粮，另一方面又大力推动手工业、冶铸业的发展，也因而有了“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昔日弱小的韩国通过变法，变得国强民富。

申不害为相15年，为韩国创造了“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的良好局面。

正是由于君臣二人同心同德，积极推行变法强国，巩固国力，从而为小小的韩国书写下了一段较为亮丽的历史。

然而申不害的变法仅专注于“术”，落脚于“国君”，其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并没有从根本的国家制度上去实施变革，所以随着申不害、韩昭侯的离世，韩国的强盛如昙花一现，转瞬凋谢。

申不害之“术”的局限性也为后世提供了经验教训，正是在申不害的基础上，韩国末期又出现了一位将“法术势”结合起来的法家大成者，那便是韩非子。

生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师从荀子，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最后形成了集“法”、“术”、“势”于一家的法治理论。在看到自己的国家日益衰落时，他曾多次向韩王上书，力谏以法治国，陈述改革强国之道，但都石沉大海。这一点相对于能遇到韩昭侯的申不害来说，韩非的运气就要差很多了。

但这却应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老话。

如《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此二书恰是韩非所著，可见秦王才是那个真正的识珠之人。

《资治通鉴》曾专书“韩非使秦”：公元前233年，秦国出兵韩国，韩王急令韩非出使秦国，拟向秦国献上国土和玉玺，主动申请成为秦国的藩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