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帝业：上个时代的宠儿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弃儿

当商鞅以身为祭，用自身骨血为秦国熔铸出新天地的那刻起，中原大地已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张仪的纵横捭阖、魏冉的攻城略地以及范睢的远交近攻，如同一个个秤砣似的，一步步推动着历史的天平向秦国的那一面倾斜。

当变法图强撕开了那无边的黑夜时，中国历史终于走到了至关重要的节点上――大一统的前夜。黎明之前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充满了危险，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秦国急需新的掌舵人，带领秦国人民共同迎接黎明的曙光。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用生命中的最后一点余力，发兵灭了西周，结束了姬姓长达八百六十七年的“天下共主”局面。

从此，历史进入到秦纪元，秦昭王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闭上了双眼，他已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至于剩下的就交给子孙后人吧。

公元前250年，在秦国的朝堂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出身低贱的“一介商贾”居然施施然地站在了秦国朝堂最靠前的位置上，大有睥睨群臣、吞吐天地之概，这个人叫做吕不韦。

从一介商人到秦国相国，从有钱无权到权势熏天，吕不韦用他的一生在演绎着“商道”的最高境界――以商道入帝业。

有人爱钱，有人爱权，那么钱和权到底哪样才是人的最爱？其实，缺什么、爱什么才是大多数人的心性。吕不韦生活在一个“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时代里，过着有钱无权的生活，那么权力和地位自然是他没有的，同时也是他最渴望得到的。

贩贱卖贵，一生能赚几何？立主定国，刹那可拥天下。吕不韦算得上是古往今来商人中最具有野心和格局的一位，也正因此，他将家国天下都当做生意来做。“奇货可居”的独到投资方式不仅证明了吕不韦有野心，更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气魄、懂时宜的眼光独到、嗅觉敏锐之人。

无论是秦庄襄王的信任有加，还是华阳夫人的一拍即合，这其中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吕不韦善于使财的结果。

故老相传：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前提是你得会使钱，能将钱当做武器伤敌于无形之中。从这点来说，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绝顶高手”。他正是用钱作为杠杆，来撬动秦国的权力中枢，而由于秦孝文王的“享国不永”，造成了秦国权力中枢的真空，恰恰给了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这样，阳翟大贾吕不韦摇身一变为文信侯吕相国，这其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还将持续着，直到下一个奇迹的发生。

公元前247年，年仅13岁的秦王政即位了，此时的吕不韦依旧操持着秦国的中枢权力。他继续贯彻着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逐步蚕食着东方六国。在秦王政即位初期的几年中，秦国如同一只狂狮，疯狂而残忍地摧残着山东六国，直到秦王政十年的时候，这种疯狂的势头才稍稍减弱。

这并非是秦国心有不忍，而是此时在秦国内部正上演着一幕幕君臣相争的历史大剧，秦王政与吕不韦终于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境地。

吕不韦用商业的方法掌控着政治，这无疑是错误的，也许从一开始吕不韦便已走错，“奇货可居”的成功使他错以为这就是到达权力巅峰的最佳途径，可是他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时世不同了。

当年的子楚如水中浮萍，而吕不韦是他的救命稻草；如今的嬴政是一代雄主，而他吕不韦却成了拦路虎。该进的时候，吕不韦进了，该退的时候，他却未能从容退却。

“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不惟是一种商道，更是一种处世哲学，可惜吕不韦的商人趋利本性使他丧失了理智。

“君何功于秦，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曰仲父？”

面对着秦王政的斥责，吕不韦终于明白了，他明白了自己的愚蠢，也明白了自己的人生于此刻起便已完结了。一生不满足于“利”的吕不韦，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所追求的“力”，一代伟人最终凄惨落幕。

然而，政治斗争上的失败丝毫不能掩盖他的光芒。在文学上，他留下了足以流芳百世的《吕氏春秋》；在功业上，他还为秦国留下了一个建设性人才――法家李斯。

李斯本是吕不韦的门客，因能言善辩而深得吕不韦赏识。比起吕不韦的“以商道入帝业”，李斯则独有一套“格物致知式”的帝王之术。李斯在担任小吏时，因为观察粮仓中的老鼠，而悟出了一套处世哲学：人就像老鼠一样，有没有出息全在于所处位置的高低。粮仓中的老鼠尚且心宽体胖、毫不惧人，更何况处于高位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