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千古一帝，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秦始皇嬴政，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了六国的出色帝王，其可谓是空前绝后，而“千古一帝”这个词便是为了赞颂他那文武双全的治国之才的。

但秦王嬴政刚即位时，吕不韦在朝中位高权重，势力庞大，秦国的国政都把持在吕不韦的手里，就连秦王也是由吕不韦一手扶持教导。

因此，秦始皇一生的政绩与吕不韦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吕不韦到底是如何教导嬴政的，请接着往下看。

吕不韦认为最初创造出生命的是天，养育生命并使它成长的是人，能够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摧残它的人才配称之为天子。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把保全生命作为重要的职务，而要做好这一职务必须得设立能胜任的官员，还要组织人训练忠贞的军队保卫国家。

身为国君听取臣子进言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臣子是为了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有的臣子却是说尽花言巧语为自己谋私利。国君应当有听音识人的能力，从他们的话语中去分辨好坏，从而决定哪些话语是否对国家和民众有益处。

国君只要明辨是非，不受谄媚之臣的蛊惑，那么国家就会昌盛，人民就会幸福，君王也就是世人称颂的贤明君主了。

假如君王不懂治国之道，国家就会混乱不堪，人民生活也就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不会幸福的。如果君王做成那样还不如做个普通老百姓来的自在些。

因为普通的老百姓手中没有权利，想要过度沉沦于物质享受之中又哪来那样的条件呢？如果一个没有能力的君王出门乘车，进门坐辇，只懂享受安逸的生活，这种车辇就是“招致脚病的器械”；如果君王整天无所事事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种酒肉就是“腐烂肠子的食物”；如果君王整日沉迷美色，陶醉于***之音，极尽享乐，那种美色和音乐就是“砍伐生命的利斧”。

总之，以上三种“祸患”都是足以使君王毁灭整个国家的根源。因此，君王应该远离“祸患”，勤政爱民，一切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才能把国家治理的井然有序。

如果君王公正无私，就像天地万物自然生长，日月普照大地一样，才能够国富民强。上古明君尧、舜在治理天下时，不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利而让位于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能人，评定贤者，传授权位，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而贤人纷纷出仕，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争先恐后的建功立业。

由于尧、舜使用公正无私的用人原则，那些小人也就没嫉妒贤人的理由。他们用公平无私来消除徇私情、谋私利，得到了百姓的信赖和归顺，出现了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管理国家，尧、舜二帝依靠公正无私的办事原则，不曲从和偏袒少数人，因此，让国家兴旺的制度就得以顺利推行。

如果君王公正贤明，臣子们也都跟着效仿。晋平公在位时有位公正贤明的大臣叫祁黄羊，当晋文公南阳县缺了一位县令时，晋文公向他询问谁合适继任？他没有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而是举荐了自己的仇人。祁黄羊这种大公无私，一心为国为民着想的精神受到了晋文公和百姓的赞扬。

当晋国缺管理军事方面的人才时，晋文公又向祁黄羊咨询，他却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去担任。祁黄羊不管亲疏远近，量才而用的思想作风深受晋文公的赏识。晋文公在祁黄羊这样德才兼备的臣子所影响之下，都在特定的岗位上安排了合适的人才去担任其职务，致使晋国兴旺发达。

《吕氏春秋》通过对祁黄羊唯贤是举的事迹的描写，赞扬了祁黄羊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恩怨的优秀品质。

祁黄羊处于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推荐人才的做法，大公无私，唯才是举，一直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的。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传统下，皇亲国戚除了犯上作乱等“十恶不赦”的大罪以外，一般的违法事宜都是匿罪容忍的。“亲亲相为隐”一直被标榜为五伦之内，血亲情理外扩为执法公领层面的道德基础，而与之相对的“大义灭亲”似乎就成了天然的“政治不正确”。

在《吕氏春秋》中列举了这样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墨家有个大师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当时秦惠王看他一把年纪了，实在不忍心让他的儿子伏法偿命，就打算徇私放了，让他儿子为他养老送终。

按理说蒙国君开恩，儿子有幸不死，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是。谁知腹?竟然不领情，他认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往今来无可厚非。禁止杀人伤人才是天下大义，而大义也一向是墨家所倡导遵循的。

虽然秦惠王有意放过他的儿子，但是墨家之法不可不行。于是，腹?没有接受秦惠王的好意，坚持执法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吕氏春秋》高度赞赏腹?杀子奉法的行为，儿子是人们所珍爱的，作为父亲忍心割舍自己所珍爱的骨肉亲情而去推行普天之下的大义，腹?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