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秦朝的灭亡，汉朝的建立，法家思想并没有就此消亡。武帝时期，汉帝国并不需要一味赞颂尧舜时代的儒家官僚，而是需要能够为推行对匈奴战争而维持好国内治安并能够贯彻好新财政政策的优秀实务型官僚，于是就出现了无条件服从皇命，忠实于国家法律，执法时绝不掺杂半点私情的法家官僚――酷吏。

那么，汉代的酷吏和法家思想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韩非发展法家理论之后，秦朝李斯实践法家思想，到了汉代法家思想依然受到汉代大多数皇帝的重视，借以维护中央集权，而酷吏的出现就是维护中央集权重要的手段，所以说法家思想是汉代酷吏出现的根源。

汉代酷吏和法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二者又有差别。

法家的法律观以国家政治为中心,主张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就是天下的常道，但是在平衡君与民的关系中，法家思想是绝对倒向君主一方的，法家尊君是在于注重法律建设、摒弃道德判断，君权是被抽象化的。而汉代酷吏是以捍卫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己任，充当君王的鹰犬，削藩除暴自然成为其主要任务。

法家思想也强调一断于法、不避权贵，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和汉代酷吏有相通之处，但是汉代的酷吏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打击权贵、抑制豪强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从而博得皇帝的赏识、信任和重用。

虽然法家思想强调严法重刑，但是还加重轻罪的刑法。到汉武帝时期，张汤担任太中大夫时，受命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一度废除的族诛法、连坐法等，并增加了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汉代的法律由此严酷化。

如果李斯能够坚守法家思想，初心不改，一以贯之，或许他的遭遇不会这么悲惨，法家思想也不会在秦二世的统治下走向极端。我们都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各位书友，明日，我们将一起了解汉朝的建国史，看一看快50岁才开始争夺天下的刘邦，是如何脱颖而出、成就帝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