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族千年，官富又何止二代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被列为七律之首的《黄鹤楼》，是盛唐诗人崔颢的传世佳作。他的崔氏家族，也是中国中古“五姓七望”门阀大族之一。从东汉至唐末，在中国的第一个千年里，门阀大族曾经的荣耀显贵，以及后来极速消亡的命运，如同这黄鹤，一去不返；只有白云，悠悠然又荡过了千年。

墓志之所以能作为一种史料，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志主所在士族的荣兴与迁徙，清楚地表达了那个年代的门阀观念。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有些优秀家族的教育和大方举止受到后世赞扬。有的家族被誉为“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有的家族被称赞“率俭德为常，故世世有令闻”。

也就是说，“士族”不仅仅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还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像开篇提到的崔颢、范阳卢氏家族的卢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些世家大族，将姓氏与家族起源地更为精确地相结合。每个人的成就，既源于姓氏郡望，也得益于祖先高居官位为后人提供的深厚祖荫。当然，这些人也会为自己的家族再添一笔荣耀，福泽后代。

有些墓志的书写，从家族的“始祖”开始，追溯到六百多年前。但随着年代的久远，始祖的声望已不能给后代子嗣带来实际的荣耀。于是，有些家族将声望聚焦于更近的仕宦传统，比如，范阳卢氏成员卢岘的墓志中，只提到了距他最近的三代祖先的仕宦经历，这更能给他带来荣耀和声望。

在这种声望的传承中，一个人如果无法达到祖先的业绩，他的家族地位便会下降，后代在未来的官场中更难出头。中唐时代的卢广是一个道教信徒，最初他不愿出仕为官，“得虚名以自饰”，但为了维持家系的声望，他还是出任了中国东南某藩镇的辟署，“某幸为山东望族，才有班序，则为不坠家声。”

声望，是一个家族的生命线，但到了九世纪，出仕做官的“圈粉”力度已经超过了郡望和家族，在长安、洛阳出土的墓志中，有85%的都写着官衔，官职成为决定社会身份的首要因素。

门阀大族的生命力，源于历代优秀祖先累积传承的教养、行为和观念，以及强有力的人口保障。为了将前代的成就、美德世代传承，门当户对是婚姻的首要选择。著名的门阀大族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他们只进行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甚至对皇室求婚都不屑一顾。

唐文宗曾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也不愿成为太子妃和未来的皇后。为此文宗无奈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种婚姻，保证了士族“优秀基因”的传承，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人口繁衍缓慢，近亲联姻导致子孙畸形弱智的大有人在。幸好当时的社会有补救措施，没有“长子继承权”一说，妾室所生的庶子与正妻所生的嫡子有同样的法律地位，这使门阀大族的子孙呈指数级增长。

都说“穷人辈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娶妻生子。但对于士族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能担负更多妾室和子女的生活。通过对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墓志进行统计，每位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这便出现了滚雪球效应，越是成功的家族繁衍越快，儿子越多，他们占据的政府职位也就更多。

士族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大族身份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官衔的分量日益加重。这又催生了另一种社会现象――士族的“中央化”进程，这在唐代尤为明显。

唐代大量的碑文显示，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士族大家分批获得了“京城户口”。像陇西的姑臧李氏，在六世纪初就定居洛阳。两个最负声望的河北家族也在中唐时期，离开故乡，到洛阳重新立足。

大族精英们离开分散于帝国各处的祖源地，迁徙到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地方居住，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种迁徙模式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动荡，比如曾在河东道显赫一时的太原王氏王睿，却死于河北南部的家中，墓志写道：“以安史乱离，分派南北。”二是因官迁居，对大族来说，这比避难为更普遍。来自清河张氏的祖先，从河北迁往长安，并在那里去世。其墓志上记载：“代累仕镐，家徙关中。”举家迁往长安，成为唐代文官家族中央化进程的一部分。

这一“中央化”进程，对整个中古精英造成了什么影响呢？经过数百年的迁徙之后，这些大族后裔在帝国京城及两京走廊重新扎根，最终在他们的族源地销声匿迹。

这与中国当时的现状有关，一是距离遥远，士族无法掌控族源地上的财产；二是货币交易体系不完善，租税都以实物缴纳，中国面积大，交通运输不便利，居住京城的士族很难保持远距离的地方财富。

所以，士族一旦回到京城，也就没有必要保留地方产业了。九世纪中叶的著名宰相李德裕及其家庭很能代表旧时门阀子弟。虽然他出身于河北大族，但他从未涉足其族源地，他和他的父亲也从未在长安、洛阳以外的地区拥有过产业。

旧时门阀大规模的地域流动中，还有一个特例，在九世纪仍然有许多留守祖源地的本地精英。这些本地精英，大多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长安、洛阳，和两京走廊地带，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及郊区。地缘优势使他们既能融入京城社会，又可以保持地方上的财富与影响力。另一个是长江下游地区，像苏州、金陵，因为远离两京的政治权力中心，而且相对富庶，很多大族后裔不愿离开他们的权力源泉，比如顾谦，即使北上做官，依然回苏州家乡隐退并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