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以后，通过报纸我才知道那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又一次行动，被杀的是一位前白厅人员，负责本案的是亨利·沃尔夫及其领导的情报局。第二天，亚当斯给我带来一张“官方顾问申请书”，并告诉我是唯一一个能透过围巾看到人脸的遥感专家。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月紧张的测试、考察，最后我获得了一张“官方A级侦探顾问证书”和每月1000镑的薪水，并取得了在英国的长期居住权。随着一件件疑案的破获，“中国大师”的声望逐渐树立了起来。但这时，一种恐惧感使我迷惘，辛克莱教授的劝慰也丝毫减轻不了这种感觉。

“对不起，先生。”一句轻脆的话语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喧闹嘈杂的街头，一位年轻的小姐微笑着向我询问，“请问地铁车站在哪儿?”

“向左拐弯走50米左右。”

“谢谢。”姑娘转身飘然而去，而她那双碧蓝的明眸却使我难以忘怀。它仿佛在倾诉什么，又好象似曾相识，但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她。

夜晚，我刚用过晚饭想放松一下时，门铃响了。打开门，外面是亚当斯警长，他的身后是矮胖的亨利·沃尔夫。

我把他们让进屋，送上咖啡。亨利爵士环顾了一下四周，说：“很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您，这件案子很棘手。有一个国际犯罪组织已经到了伦敦，国际刑警组织通知了苏格兰场，内务部又委托情报局负责此案，而现在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您——我的‘中国大师’。”

“我很乐意帮助您，但我不能预知未来……”

“这点完全不必担心，因为谋杀已经开始了，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内务大臣遇刺。幸亏上帝保佑，大臣今天换了辆车，死去的只是他的司机。”

为了1000镑的薪水，也为了亨利爵士允诺的提升，我毫不犹豫地上了警车。在路上，亚当斯向我介绍了那个“自然救世者”组织，它是由几名富有的宗教狂组建的，暗杀、绑架、破坏，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已作案数十起。

飞驰的警车把我带到了现场，所谓现场，其实只是一堆废铁和一具焦尸罢了。亚当斯指挥人把围观群众拦在十五公尺以外，现场一片寂静。我开始镇定情绪，扫视起那一堆黑乎乎的残骸。眼前的一幅景象渐渐清晰起来：一个穿着件风衣的人和大臣的司机聊着天，乘他不注意，把一只圆球似的东西扔进汽车。一刻钟后，汽车起火燃烧。我第二次进行遥感时，那个穿风衣的人又出现了，和往常一样，我心里默念让罪犯转过身来，可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头痛搅乱了我宁静的心境，人像消失了!

接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我不再抱什么希望，只好把这一切报告沃尔夫爵士。虽然他嘴上称赞我的才能，但看得出他很失望。

我坐在沙发上，喝着杯中的威士忌。并不是我喜欢这玩意儿，而是因为它可以驱走一种感觉，一种见过汽车残骸后愈发厉害了的恐惧感。

偶一抬头，看见天花板上的吊灯。不知怎么的，忽然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它掉到我头上，那会怎么样?”正想看，头顶上“嗄吱”一声，我急忙往边上一躲，大吊灯“哗啦”砸了下来，正砸在我坐的沙发上。我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祈祷：“神啊!帮助我吧!帮助我摆脱这种威胁吧!”

第二天，我去找辛克莱教授，他的秘书告诉我说，教授在度假，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回来。于是，我到了苏格兰场。在亚当斯办公室里呆了近两个钟头，得到的消息使我很扫兴，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个穿风衣的人的线索，情报局不再予以合作，亚当斯孤立无援。

回家路上，一股神奇的力量将我拉到一个地下武器市场。于是，当我在家门口下车时，腰里已经有了一只小巧的手枪了。

正想用钥匙开门，直觉告诉我有危险。眨眼间我已端着手枪撞开门，过道上站着位漂亮的小姐。

几乎不用思索，我就认出她就是那天在“蓝星”外问路的女郎。看来她刚进屋，手套还没脱去，脚边放着两只大箱子。但令我吃惊的是，对于她的到来，我似乎早已料到。

“对不起，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您是谁?为什么拿着枪闯进我的家?”

“这是您的家?”

“当然，难道这儿不是哈维尔街67号吗?房东说能借给我一套带家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