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骄傲旗帜 跨性别骄傲旗帜(Transgender Pride Flag)于1999年首次出现，由、由一位跨性别女性莫妮卡·赫姆丝(Monica Helms)设计。赫姆丝描述了旗帜的含义：“顶部和底部的条纹是男孩子的传统颜色——浅蓝色。紧邻浅蓝色条纹的是女孩子的传统颜色——粉色。中间的条纹是白色，代表了两性人、跨性别或者认为自己拥有中立或不明确性别的人。这个旗帜的特别之处在于，无论如何悬挂，图案都无顺序错乱之虞，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自信于自己人生中的正确性。”

压迫根源

基督教历来是压迫同性恋的重要势力。《圣经旧约·利未记》中曾提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点成为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标志之一。索多玛城之所以被上帝毁灭，是因为索多玛人的罪恶上冲于天，其中有一条便是耽溺男色，这明显与中国传统不合。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多明我会的教士们看到同性恋盛行时颇为震骇，大加指责。近代以来，西方反同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西方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同志。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写道，“对人类天性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 也就是说，男性针对男性的恐同是厌女的，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是跨历史的。塞吉维克表示：厌女不单纯表示对女性的轻视，更可能意味着对男性中所谓的”女人气质“，意即对具有阴柔气质的男性的压迫。实际上这是偏见，GAY≠娘炮，具有阴柔气质的男性也不一定是GAY，阴柔≠娘，这正是最可能产生错误阐释的地方。

由于“同性恋”和“恐同”这一对名词在其任何化身之下都是历史构建，由于它们很可能强烈相互关注，采取互联的或相互反映的形式，由于它们的斗争戏码很可能是心灵内部的、制度内部的乃至公共的。所以，有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男性恐同者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恐同心理恰恰是压抑自身对同性渴望的结果。——20年前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起恐同仇杀案可作为这一论点的佐证：法官后来的调查发现，恐同的施害者中有一些人就存在潜藏的同性恋欲情结，有罪犯坦承说，他是为了向异性恋男性同伴证明自己的异性恋身份或男性气质进而将同性恋者作为攻击对象。

相关理论

本质主义，作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对应的理论，强调***极其性别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一种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人性本质之一，同性恋是具有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客观族群。本质主义理论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中期，特别是自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创造Urning(男同性恋)这个字以后。

本质主义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在20世纪成为主流思想。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是在婴儿早期形成的。英国性学家蔼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同性恋与生俱来，并且是人类亘古以来的爱爱表达之一。

社会建构论者(酷儿理论)却认为，同性恋的成因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社会和文化的左右，从而有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有些研究酷儿理论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对现代诸如“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别定义进行反驳，认为他们不是任何存在客体，而是社会结构，这个观点被称为酷儿理论。一个经常争论的焦点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同性恋和现代社会的同性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更多由平等观念所建构，而之前的同性恋则由时代、性别以及社会阶层所建构)，批评家争论说，虽然不同时代的同性恋者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潜藏的现象一直存在，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尽管同性恋的表现方式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但它的特质却总是稳定的、持久的。

性取向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性取向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